数据分类分级确权对数据要素价值实现的影响

数据确权是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基础,同时也是数据要素市场正常运行和不断发展的关键支撑。研究梳理了数据确权相关概念以及如何建立产权体系以实现数据确权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明晰了数据分类分级确权的具体方式,并基于价值链分析其对数据价值实现中各个环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数据采集环节数据分类分级确权制度能够激励数据供给,提高数据质量,同时激发市场活力;在数据组织环节,它细分了技术工作,保护隐私数据,并挖掘潜在价值;在数据流通环节,它能调节负外部性、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最后,在数据利用环节,它在数据合规监管和数据价值再开发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论客体对数据基本产权和分类确权的决定作用

数据二十条构建了基本数据产权,但要进一步确权立法,必须依据数据关系客体的不同对数据基本产权作出总体规定,并应根据客体类型作出分别规定。数据及其产品是新型民事关系客体,可被多人同时使用,其财产关系依合同产生具有相对性,这一客观规律决定数据产权为不同于所有权的有限产权。数据产权包括人格性权利和财产性权利,财产性权利以人格性权利为基础。数据确权立法的基本框架包括数据流通中当事人享有的数据持有权、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基本数据财产权,著作类电子产品当事人的权利,数据直接生成产品当事人的权利,货币结算与比特币的规定,法院管辖、涉外法律适用、仲裁等内容。

数字孪生水利赋能水流资源确权登记应用与探索

数字孪生水利建设、水流资源确权登记分别是水利部门、自然资源部门近期开展的重大工程项目之一,两者在实现基础地理数据共建、共享方面均有很大的需求。为解决水流资源确权登记工作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通过数字孪生水利建设的技术手段、工作思路及其统一的数据底座,助力水流资源确权登记完成异源数据的同构,借助三维场景提高外业调查效率,实现登记单元范围的精准划定。结合近年来所从事的工作实际和部分典型案例,详细论述了不同的实现路径、应用方向和实施效果,为后续水利行业与自然资源规划行业更广泛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定的实践价值。

价值链视域下数据确权机制研究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据确权成为推动市场发展和数据流通、确保数据收益、实现数据安全的重要力量,因此数据确权体系制度急需完善。基于复杂信息环境,从数据价值链的视角,探索数据确权机制。首先,基于以往的价值链及数据价值链研究成果,构建涉及数据获取、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应用等数据全生命周期发展的价值链模型。然后,参照“效应—机理—综合—机制”(EMAM)管理研究方法论,构建数据确权机制,并梳理出数据确权涉及的多种主体、客体及权利束,为数据确权基本制度的建立提供参考,提出相关建议,包括建立分类分级标准体系,保障数据确权交易安全;完善数据确权制度体系,优化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创新数据确权管理工具,深化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

农地确权的政策效果“事与愿违”吗?——基于农户异质性的因果效应评估

农地确权的政策效果及其对农户生计决策与福祉的影响,已有的实证研究看法不一。已有研究的一般假设是政策干预与农户对政策的响应是随机的,而我国的农地确权试点区域与试点时间均具有非随机的政策选择性,因而农户的应对决策并非随机。因此,已有研究的随机性假设需要加以检视。使用非参数匹配因果推断,全面估计农地确权对农户六类资源配置决策和福祉的影响,并分别从政策设计与实施的供给侧角度和农户面对政策变化调整其决策的需求侧角度,揭示已有实证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研究发现,在农业生产资料投入、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和获得正式贷款方面,确权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农户决策相匹配,有助于农户据此进行专业化分工与生产,政策效果虽然边际递减,但没有出现不一致现象。在土地流转方面,政策供给侧的选择偏差使农户流转土地的谈判交易成本上升33.3%,时间交易成本上升1.45倍;政策需求侧的农户应对行为使流转土地的谈判交易成本上升3.1倍,时间交易成本上升27.8%。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双向偏差,加上确权的赋权增量非常有限,使政策效果与政策预期不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确权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说明人们对确权效果的预期存在一定偏误。

个人信息数据财产化及其确权授权模式构建

个人信息数据确权授权若适用传统人格标识财产化模式,要么导致基础权益错配,要么造成流转效用受阻。通过对财产价值溯源可以发现,个人信息存在原始数据、数据集合、衍生数据三种形态。原始数据非对人“有用的财物”,不构成财产权客体,但因其是个人信息的比特化表达,所以在数字空间中,个人信息权需以其为行权媒介;而数据集合与衍生数据则是数据财产权客体。数据三形态厘清了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数据使用权及数据财产权的差序格局。个人信息数据的商业利用以个人信息权为基础,基于人格自决形成以信息主体同意为路径的许可机制。同意为准法律行为,许可生成低自由度的个人信息数据使用权,该权区别于处理者的数据财产权,需引入告知允诺之债和法定信义义务,以保护信息主体在同意许可中的信赖。

论数据“三维权利链”的确权模式

数据通过流通来体现贯通利用、决策产出、资产赋能等无形价值。数据确权是数据价值发挥的前提和基础。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明确提出三权分置的产权机制,树立了以层级性结构搭建数据权利的思路,但在实践中,由于具体规则的缺位,数据确权仍然面临数据主体权利模糊、数据流通利益分配标准不确定以及权利公示机制不完善等困境。权利链理论有助于在数据流通中厘清数据权益归属,最大化释放数据价值。围绕数据价值释放的三个阶段,权利链理论逻辑建立起数据全主体、全流通和全价值要素的三维权利链,并针对数据开放、数据共享、数据交换和数据交易等不同应用场景,明确了数据开放的价值取向、数据共享的权能要素以及数据市场权利保障领域,从而形成三维“权利节点-子系统”对应的确权模型。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技术难点探析——以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以玉龙雪山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确权试点为例,阐述了自然资源确权工作流程,分别针对确权工作中的多源异构数据融合、基础数据坐标系统多样、权利归属复杂、保护区内界线冲突等问题提出有效可行的解决方案,最后针对现状的自然资源确权提出切实有效的建议,为后续相关项目的开展提供指导和借鉴。

数据确权协商机制的构建——基于生成场景的多元化

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数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权属不清或产权不明影响数据效能发挥,阻碍数字经济发展。就概念界定而言,数据是信息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二者通过数字技术相互联结、相互贯通。现行规则下,无论是物权法模式,还是知识产权法模式,抑或是竞争法模式,都存在明显弊端,实不足取。究其根本,数据是一种生成品,其生成场景表现出多元化特征。鉴于此,数据产权应当归数据来源者和处理者等参与数据生成的主体所有,并且可以通过构建分散式、低成本的协商机制加以确定。与此同时,为保证确权协议格式条款的协商属性,宜对数据进行分类分级。一方面,以数据来源者为标准,将数据分为个人数据、企业数据以及公共数据;另一方面,以数据安全风险为标准,将数据分为由低风险至高风险的五级数据。

非独创性企业数据确权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在辩证吸收对非独创性企业数据(以下简称“企业数据”)确权模式学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完善企业数据产权制度的具体方案,以服务于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企业数据确权应当结合要素产权理论,跳出传统法律以“物”或“智力成果”为参照的判断逻辑,从数据要素化的视角看待企业数据确权问题,以数据产权作为“元概念”,并结合行业现状和企业数据的价值释放规律推导出分级分类的确权模式。具体而言,可将企业数据分为原始数据和衍生数据。原始数据利益交织、价值有限,产权结构难以配置,应适用责任规则,采取行为规制为主的多元保护模式,以激励数据流通。衍生数据价值较高且权属易于分割,应适用财产规则,明确企业享有持有、加工、使用、经营等权利,以激励数据创造。

论我国知识产权确权与保护冲突规范的不足与完善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内的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冲突法都将“被请求保护地”作为确定涉外知识产权确权和保护案件准据法的重要连接点。“被请求保护地”的法律概念早见于《伯尔尼公约》第5条中“被要求给予保护的国家”的表达,其后续发展与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本质特征紧密相关,应被释义为“原告诉请保护之知识产权有效地”或“双方讼争的知识产权有效地”,且被请求保护地法只在特定情形下才与权利登记地法、法院地法或侵权行为地法重合,但是“被请求保护地”与这些连接点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对“被请求保护地”的认定存在逻辑错误的情况较为常见,且“被请求保护地”目前已被特定化。此外,《法律适用法》第50条的适用顺序仍然存在不明确性,并且规则的公平性存疑。因此需要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来明确“被请求保护地”的释义和认定标准,将其与类似的连接点进行明确区分,以增加司法实践的确定性。此外,还需要明确《法律适用法》第50条中有限意思自治原则和被请求保护地法的适用顺序以及第50条和第44条的适用顺序,以进一步化解第50条存在的公平性问题。

借制确权:中国情境下科层组织“角色再生产”的实现机制

科层组织如何在环境变动影响下为自主权而奋斗?以A市乡村振兴部门为观察对象的案例研究表明,扶贫办为对接国家战略转型改组为乡村振兴局之后,由隐性规训型科层组织转变为业务型科层组织,自主权由此而脆弱,治理能力难以匹配治理目标。为摆脱困境,乡村振兴局突破“行为—目标”常规范式,凭借充分合理运用规则基础上的职能承揽和绩效联结,完成了“角色再生产”,重升为隐性规训型科层组织,不仅自主权得以修复,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乡村振兴战略在地化践行的效能。“自主为体、规则为用”是科层组织源于本能之内、受制于情境之下的“行为—目标”新机制,是中国议事型治理的制度化与非常规化并行、国家战略治理的递进性和届准性共存,以及国家治理制度逻辑演变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此而言,“借制确权”为理解科层组织与环境之间的“中国式关系”,以及国家战略在地化践行的微观机理提供了新的学理参照。

产权分置视角下企业数据确权制度的规范构造

企业数据产权确权制度具有弥合传统权益保护方案短板、平衡多主体利益诉求、契合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机制的制度价值。为更好地充分发挥其价值,首先,应明确企业数据产权客体是企业合法持有的公开有价值数据;其次,应采用“行为+形式”的双重标准将企业数据划分为依生产经营行为、许可使用行为、转移持有权行为获得的原始数据、数据集合、数据产品;最后,确定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的权利谱系。在权利运行关系梳理上,应认识到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的内部统一关系与外部独立关系。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地为企业数据类型化确权。

农田水利工程确权管理信息系统设计

为解决通过信息化技术手段明晰工程权属,形成可溯源的电子档案,实现工程确权、数据查询等功能,在分析研究功能需求、用户角色需求、数据安全需求以及易用性和可扩展性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采集层、数据层、应用支撑层、业务应用层和界面展现层的总体框架,并设计了基于B/S架构的农田水利工程确权管理信息系统。该系统集成了用户管理、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工程确权管理等多个业务模块,支持确权申请、审核、公示、证书生成等功能,具有系统可靠和管理一体化的优点,为农田水利工程确权、管理、维护等方面提供全面而高效的支持,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论我国专利司法确权制度的构建

专利司法确权制度是专利确权制度中的一类,指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对专利权效力纠纷予以审查的制度。构建我国专利司法确权制度,既可以弥补专利确权制度在功能实现方面的缺陷,又能够化解专利侵权诉讼在纠纷解决方面的困境。专利权的私权属性决定了专利权效力纠纷的民事属性,这不因专利行政部门的授权行为而发生改变。专利授权行为应当具有证明效力,即将专利授权行为作为证据对待,不宜适用公定力理论阐明。在制度构建的具体路径方面,建议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引入无效抗辩模式,并建立行政确权与司法确权的协调机制。

三维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探索——以天宁区区级水流资源确权登记为例

分析了区级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现状,对其中若干典型问题展开探讨并提出了工作建议。同时,在完成常规工作流程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二维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数据库成果,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二、三维结合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成果框架,提出了三维自然资源及其相关信息的采集加工、整合集成和信息化管理方案,从而有效支撑自然资源的三维立体确权,服务于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

农地确权对农民市民化的影响研究

农地确权为农民土地提供法律保护,理论上有助于推动农民市民化。本文利用2013—2019年间四期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渐进DID模型,实证考察农地确权对农民市民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通过促进非农就业改善农民市民化行为,且这种效应在非粮食主产区和人口净流入省份更为明显;农地确权也提高了农民市民化意愿,该效应在所有成员为农业户籍的家庭中更为突出。因此,未来既要因地制宜,消除进城农民失去土地的顾虑,也要因户施策,开通农民城市落户的绿色通道。

农地确权与农户政治信任:基于中央和基层组织的分析

农地确权的经济影响效应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鲜有研究关注农地确权政策的政治效应。基于3期农地确权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广义DID模型评估农地确权对农户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使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村级政治信任分别提升0.142个单位和0.215个单位。上述结果在考虑平行趋势、样本随机性、控制潜在遗漏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计量模型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农地确权通过降低地权权益的保护成本、提升盘活农地产权收益两条途径对农户政治信任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农地确权执行规范程度越高,不影响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但会显著提升农户的村级政治信任水平。由此认为,农地确权除产生经济影响外,也是政府投资农户政治信任的有效途径。

土地转出的决定:非农就业调节农地确权效果的研究

文章以2020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为依托,从非农就业对农地确权和土地转出关系影响的理论分析出发,运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对土地转出的影响和非农就业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1)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对农户土地转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具有时间的滞后性;(2)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非农就业对农地确权和土地转出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非农就业增强了农地确权对土地转出的正向影响。因此,为激活土地资源,推进乡村振兴,在保证农户的耕地权益和健全现行的耕地流转制度的基础上,还应多渠道促进农民实现非农就业,从而提升农户土地流转面积,实现农地规模经营。

我国农业数据发展现状及确权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传统农业也正在被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进行重构和升级,数字农业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数据的保护和利用也因此成为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相关数据的采集、数据标注和确权、数据交易和保护等都可转化为产业价值。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数据治理,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增设了国家数据局及数据交易所等组织机构,但目前数据确权的法律法规暂未出台,基于农业数据确权的机制尚未建立,对农业数据造成一定的隐患,对释放农业数据要素价值、促进数字农业各环节参与者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造成一定影响。立足农业数据各环节现状,分析了农业数据存在的风险隐患,围绕农业数据确权的必要性进行讨论,为相关企业、机构及学者推进农业数据确权的路径探索、机制建立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