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立法范式的转型:从确权赋权到社会本位

我国数据立法中,数据义务规范的数量总体上远胜于数据权利规范的数量,在同一部立法中权利条款与义务条款未呈现对称关系,司法审判过于倚重义务规则,数据权条款能否在立法中得以确立屡遭争议。在理论层面建构的数据体系中,数据权由国家的数据主权、政府的数据调制权、企业的数据控制权、个人的数据私权束构成,数据权体系难以落实到实证法中,数据立法逻辑亟须转向。在数据法律关系失衡的情况下,数据立法应向弱势的数据个人、中小数据处理者等倾斜,数据处理者侵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数据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公共物品,数据在处理、流转时因生产分工而具有社会性等特征,数据立法应立足于社会本位理念。可通过《宪法》将数据权作为基本权利的一种,在拟定具体条款时偏重义务规范,设立独立的数据调制机构,构建体系化的数据调制机制,援用公益诉讼程序,贯彻社会本位的数据立法思路。

农村确权赋权改革与妇女权益问题的分析

妇女是农村生产的主力,在农村确权赋权改革中保护妇女权益对农村持续发展及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介绍了农村确权赋权改革的内容和目标,对农村妇女权益保护的法律基础进行解读,针对现实社会中较为普遍的5种农村妇女权益受侵害情形进行剖析,提出须从法律政策、司法救济、监督机制和宣传培训等方面着手,真正实现对农村妇女权益的保护。

推进确权赋权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思考

推进以"三权到人‘户’、权跟人‘户’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确权赋权改革,是新时期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根本要求。应坚持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全力推进农村确权赋权改革,加快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努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保障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