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照后证”制度下商事登记确认力弱化问题探析

通过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我国完成了由"先证后照"向"先照后证"制度的转变。"先照后证"制度的实行,对商事登记确认力产生了重大影响,弱化了商事登记确认力。为了使登记申请人和第三方的权利得到更全面的保护,有必要对商事登记确认力弱化的原因和表现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商事登记确认力的有关规定,以更好地保护登记申请人和其他相关人的权益。

商事登记的法律效力问题研究

商事登记作为商事制度的重要内容,是近年来我国健全市场经济监管体制、优化营商环境的重点关注方向。虽然近年来国家持续完善的商事组织法、商事登记法规促进了商事登记制度的运行效率和效果,但就当前复杂环境下商事登记法律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仍然存在立法分散、规则标准不统一、效力不明确等问题,制约了商事登记功能的发挥。基于此,本文拟以商事登记法律效力为研究点,着重对当前商事登记制度运行中存在的法律效力不明确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从法律视角分析明确和提高商事登记法律效力的路径和方法,为促进商事登记制度运行效果提供相应的参考。

论民事判决效力的体系化与层次化建设

民事判决的效力是复杂多样和彼此关联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5条规定的判决的"法律效力"过于简单。民事判决效力制度理论是高度借鉴大陆法系知识而建立的,虽然内容丰富但体系性和层次性不足。应当在接受大陆法系判决效力的概念基础之上,构建一个覆盖"本质—依据—内容"的判决效力体系。基于权利保护的民事诉讼目的观,将判决定位为私法上权利的确认,这是对私法自治原则的贯彻;将判决效力的依据定位为实体发现和程序保障,这能在接洽大陆法系实体权利维护传统的同时融入正当程序的色彩。在此基础上,应区分两大类判决效力的表现形式,并依此界定各种效力。

《民法典》背景下民事给付之诉的原理与认定:以给付的内容为核心

给付之诉在《民法典》和民事诉讼中地位突出。给付请求和判决主文可能针对金钱给付,也可能针对特定的作为与不作为行为。给付之诉的审理牵涉请求权和诉讼标的的识别问题,给付内容明确的给付判决通常可以成为执行依据。给付判决在要求债务人给付之外,也包含了对相应给付请求权的确认,但这种确认与对法律关系本身效力的确认不同。停止侵害之诉、产生临时性救济效果的行为保全制度,以及具有类似给付内容、代表我国特色的人格权禁令,都指向对义务人未来行为的禁止,也应当从给付之诉的角度特别关注。根据给付内容是否明确,继续履行判项可能分别构成给付判决和确认合同有效的判决。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有时不易区分,关键在于“给付”与“确认”指向的救济或权利保护形式。探望权诉讼和确认优先受偿权诉讼均在确认之外具有明确的给付要求,应属于给付之诉。虽然确认判决原则上不应具有执行力,但是考虑我国实践需求,可以尝试从判项中解释出给付之诉必备的给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