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行政行为无效诉讼的期限研究

确认行政行为无效诉讼是否适用起诉期限,存在"否定说"、"肯定说"和"中间说"。必须首先厘清上述三说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应将"肯定说"修正为"有限肯定说",即原则上适用起诉期限,对已确认的无效行政行为,法院有权排除期限适用;同时建立适当机制发挥行政自我纠错和过滤功能。其次开展实证研究,探寻"三说"的现实困境。再次,运用皮尔斯实效主义法学对四说进行法经济学分析,证明"有限肯定说"具有经济优势。最后,研讨"有限肯定说"的制度进路:建立原告超期起诉提供证据制度,建立被告处理前置及其责任制度,完善无效行政行为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新《行政诉讼法》第75条确认无效判决的司法适用探讨

新《行政诉讼法》增加了"确认无效判决",然而法条对确认无效诉讼的起诉期限、诉前审查、举证责任分配等未作特殊规定。学理上认可"无效行政行为不受一般起诉期限的限制",但这会给滥用无效行政诉讼突破起诉期限带来可能,且司法实务案例的判决结果亦各有不同。为此有必要结合案例中诉讼期限、判决转化等争议点,分析妨碍其司法适用的深层原因,并重新检视新《行政诉讼法》第75条的审判标准。同时,比较日本、台湾地区确认无效诉讼规定,从"法解释学"角度对确认无效诉讼进行相应制度构建。即利用立案登记制从原告资格、原告证明责任来预防确认无效诉讼的滥诉,明确确认无效判决的替补地位,且对确认无效判决的构成前提要件作限缩解释,以化解判决类型化可能对当事人带来的不利益。

论行政行为的无效确认制度

无效行政行为是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薄弱问题。本文从比较的角度,对无效行政行为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立法上判断行政行为无效的标准,阐述了行政行为无效的确认程序,并对完善这个问题的立法提出了若干建议。

民事诉讼行为的无效及确认程序——以法院的诉讼行为无效为中心

法院民事诉讼行为的无效问题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行为理论研究的传统重点之一。法院民事诉讼行为的无效大致可划分为四种类型:法定无效与实质无效,私益性无效与公益性无效,全部无效与部分无效,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法院民事诉讼行为的无效可通过两种程序机制予以确认,一是依当事人申请确认无效,二是法院依职权确认无效。研究法院民事诉讼行为无效的类型和确认机制,有助于实践中法院民事诉讼行为的规范化和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论行政确认无效诉讼

针对行政主体所做出的无效行政行为,许多国家都有专门的确认无效诉讼制度向相对人提供救济。作为确认诉讼中的一个类型,确认无效诉讼拥有其独立的地位与价值。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中还没有关于确认诉讼的规定,而关于无效确认诉讼的规定也仅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增设确认判决时有所涉及。但这些条款并不能说明我国已经拥有了独立的确认无效诉讼制度。确认无效诉讼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其特别的规则上,应借鉴德国模式,将确认无效诉讼与撤销诉讼看作是两种并列的诉讼类型。

行政行为无效确认之诉的理论内核与制度前景

行政行为无效确认之诉在举证责任分配、诉前程序、起诉期限及判决方式方面有其特殊性,除判决方式已由新《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外,其余方面之特殊设计尚告阙如,而判决方式之条文规定亦存缺陷。为实现行政行为无效确认之诉的独立价值与功能扩容,应结合此类诉讼的理论内核来施以相应的制度构建。行政行为无效确认之诉的价值内核、观念内核决定了其例外抗争性,进而需经由原告承担行政行为无效之举证责任、设置诉前程序来抑制此类诉讼被优先提起;其效果内核、功能内核则突显了独立于撤销之诉的应然定位,进而需经由取消起诉期限、改良判决方式之条文规定来促成与撤销之诉救济合力的最大化发挥。

论行政诉讼确认无效判决之审查标准

《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明确了确认无效判决的审查标准,但该规定过于原则化,“重大且明显违法”之普适性标准过于模糊,“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内涵不清,“没有依据”指向不明。立法不足导致司法实践亦陷入困境。有必要在厘清“确认无效判决”与“撤销判决”,“不成立”与“无效”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重大且明显违法”之内涵,并探讨“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之立法原意,解读“没有依据”之具体指向。另外,还需借鉴域外规定,并结合司法经验对“重大且明显违法”的其他客观情形加以增补,以廓清确认无效判决的审查标准。

行政诉讼确认无效判决之完善

确认无效判决备而不用的空置局面,归咎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不明确、不具体和不完整。确认无效判决完善建立及正确运用之价值,在于可以使当事人获得不受诉讼时效期间限制的时效利益,以及在程序上排除强制性复议前置的程序利益,同时可使行政监督更为全面有效。

行政诉讼中确认违法和确认无效判决的理解与适用

从《行政诉讼法》及其《解释》的规定来看,确认违法和确认无效判决有其各自的适用情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的原则性以及个案的复杂性,适用何种判决形式而发生争议的情况时有发生。确认违法判决和确认无效判决都是对行政行为效力的否定,且其确认标准又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因而在适用时应极为慎重,应当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法定无效的情形、判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等多种因素。

行政诉讼确认无效判决适用标准研究

明晰统一的裁判标准是确认无效判决发挥其独特制度功能的前提,故而,本文以《新政诉讼法》第75条所确立的适用标准为例,希望藉由对确认无效判决的研究,理清司法实践中的错误倾向,并为进一步统一确认无效判决的司法适用提供一定参考.

确认无效判决中“行政行为没有依据”的司法认定

2014年修正的《行政诉讼法》首次引入了确认无效判决制度,并规定没有依据的行政行为构成无效行政行为。2018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行政行为没有依据”专指“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然而,由于司法认定路径的缺失,各级法院对于“行政行为没有依据”的理解并不统一,甚至出现了普遍的司法误读。为了纠偏止误,人民法院一方面应该坚持“行政行为没有依据”专指“侵益型具体行政行为自始不存在法律规范依据”的司法认定规则;另一方面则应该明晰“行政行为没有依据”作为无效情形的功能定位,只有在满足“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前提下,人民法院才能突破法安定性原则作成“行政行为没有依据”的司法认定。

关于建立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几个具体问题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增设了行政诉讼中的确认无效判决,但不能据此认为我国已经建立了统一的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目前,中国统一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已经开始启动,行政诉讼法的全面修正也正在提上议事日程。确立无效行政行为的确认标准和种类,明确无效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建立独立的确认无效诉讼制度应当分别成为未来行政程序法和行政诉讼法的重要内容。

论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理论基础

“谁行为,谁被告”是对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谁主体,谁被告”的完善,是由人权理念的提升、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中国加入WTO等现实国情决定的。文章从宪政基础、现实基础和行政行为的性质等方面探讨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理论基础,进而论证“谁行为,谁被告”的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合理性。

行政确认诉讼的理论基础及其完善

我国在行政诉讼中采判决类型模式,而不是行政法制发达国家的诉讼类型模式,此种判决类型模式在行政法制不发达的我国受到批判,诉讼类型化是趋势也是呼声。在分析行政确认诉讼的理论基础之后,根据确认利益和确认请求权理论,提出我国行政诉讼的诉讼类型模式选择和完善,当采取"明定主义原则",根据不同的确认请求权将确认诉讼类型分为:确认违法、确认无效和确认法律关系存在与否三种,以此构建的行政确认诉讼在当事人适格、诉讼要件、法庭审理和裁判上都将不同。

行政行为无效与可撤销二元结构质疑

本文对行政行为无效与可撤销二元结构提出质疑,介绍了普通法上的相关理论见解,并且对无效理论的两个基本内核的合理性进行了批判,认为在行政诉讼上无效与可撤销应该是同义的、同值的。

论行政行为不成立之诉——《行政诉讼法》修订中的一个遗漏

原行政诉讼法《若干解释》曾经规定、但被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剔除的"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情形,并不是真正的行政行为不成立之诉。行政行为不成立之诉,指的是行政行为成立要件不完整但事实上又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发生了影响,由此产生争议所引起的诉讼。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尽可能地在实质上解决行政争议,此类案件应当被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根据其特殊性规定具体的审理和裁判规则。但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赖于行政诉讼的受案标准进一步从"行政行为"扩大为"行政争议"。

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研究

无效行政行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别。狭义无效行政行为的基本含义为 :不具有公定力 ;不具有约束力 ;申请、宣告或确认其无效不受时效限制。在国外立法上 ,狭义的无效行政行为分为两种 :一是绝对无效行政行为 ,即由立法明确加以列举 ,司法实践中只需对号入座 ;二是相对无效行政行为 ,即由立法确定一个一般标准 ,符合该标准的即为无效行政行为。我国虽没有建立无效行政行为制度 ,但在相关立法中已经开始涉及。从现代行政法监督行政权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看 ,必须尽快建立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

专利民事诉讼是否因专利无效行政诉讼而中止

人民法院在审理专利侵权案件时,被告以原告的专利权丧失专利性为由,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请求,此时人民法院是否应当中止专利侵权案件的审理,实践中已经摸索出了一套规则1,可以说这一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人民法院将根据不同情形决定专利侵权案件是否中止审理.

论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确认标准的重建

一般认为,目前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确认以行政主体为标准,这一规则给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带来了不利影响。以行使权力时的行为是否为行政行为为标准,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目标,则非行政组织、行政机关的内部组织、行政人等都可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相应组织除了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外,行政诉讼后果则转继到行政诉讼被告所归属的行政机关或行政组织,由国家来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