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碎片化供给”到“协同性治理”:利益相关者理论视域下社区“医养结合”供给主体善治的逻辑重塑

供给主体碎片化问题是社区“医养结合”治理的突出矛盾,也是学术界需要研究的焦点问题。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框架之下,本研究对社区“医养结合”供给主体治理失灵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解释后得出结论:供给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造成了目前社区医养结合服务供给主体碎片化的现实困境。因此,只有真正构建起社区“医养结合”供给主体协同治理体系,才能实现社区“医养结合”善治的目标。研究结论表明:通过构建“多元协同—多方共赢”模式使不同供给主体形成利益均衡共识,共同致力于社区“医养结合”供给的善治之道,以此破解社区“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碎片化问题,最终实现各方供给主体协同均衡发展。

组织、政策和资源:三维透视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碎片化

为应对老年人不断膨胀的综合性服务需求,在国家的政策引导下,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发展迅速,已然成为当前养老服务的重要方式和热点话题。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实践中存在碎片化的困境,其深层根源是体制机制问题。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组织的多头管理、权责壁垒,供给主体的多元分离、信息不对称,“医”“养”资源分散、政策割裂,诸多因素造成医养结合服务提供困难、供需错位、有效供给不足。解决供给碎片化的路径是整合,通过组织协作、政策连接和资源整合来实现。

国家财政体制变迁中的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及其整体性治理

国家财政体制变迁既是"两个比重"危机直接推动的结果,也是地方财政缺口强化的结果。在行政性分权的"包干制"向经济性分权的"分税制"变迁过程中,作为行动者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包干制"阶段经常陷入讨价还价的拉锯战,而不断强化中央政府收入的"分税制"阶段则直接促成了地方政府的政治依赖行为,而且这一变迁过程还意外地引发了路径依赖型和政府创新型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从财政体制视角而言,加强转移支付制度的顶层设计、优化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以及促进项目运作过程的公开透明,是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整体性治理的重要路径选择。

整合公共服务碎片化实现多元供给主体之间协同

张贤明、田玉麒撰文《整合碎片化：公共服务的协同供给之道》指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是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和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的必然要求。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至少包含政府组织、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三种主要供给主体，但任何单一的供给主体都无法很好地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和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必然要求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在发挥各自供给优势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协同供给。

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关乎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碎片化供给的历史演变考察,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整体性治理的应然性。进而建构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性治理框架,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的三大机制,探求并分析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整体性治理机制的变量关系。借助于样本区域的调研数据,诠释了整体性治理机制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模型。同时结合非结构访谈的实践内容,厘清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的现实盲区,通过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路径的建议,进一步提升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

跨界公共物品供给碎片化与协同治理系统

随着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跨界公共物品的数量增多,但是供给碎片化的现状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性障碍,因此在跨界公共物品供给碎片化的分析基础上,应研究如何实现协同治理系统。跨界公共物品供给碎片化表现为供给目标、供给主体及供给工具三个层面,其出现的制度根源在于转型期跨界公共物品供给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关系,地方政府在跨界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角色错位。从区域制度创新的视角构建起跨界公共物品协同治理系统,前提是厘清跨界公共物品供给目标与区域经济转型的关系,进而优化跨界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主体间的信任关系,健全跨界公共物品供给工具体系,从而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推动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