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升值与日本家电厂商的碎片化生产

日本家电行业曾经是日本的明星行业,近年来家电行业国际竞争力逐渐降低,家电企业亏损严重,同时,2008年以来,日元有效汇率已经累计升值30%。日元升值对日本家电行业衰退存在怎样的影响呢?在出口方面,本文利用2007—2012的月度数据,通过回归得到日元每升值1%,会使4个月后的日本家电出口减少1.43%。日元升值对出口的减少效应会被传导给家电厂商,对其利润造成更大程度的影响。但是本文通过构建"跨国公司的三国生产模型"证明,日本家电企业在海外建立的碎片化生产网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汇率波动对利润的不利影响。因此,如果没有这种跨国性的生产活动,日本家电企业将难抵御汇率波动的风险,这对当今我国家电行业的国际化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碎片化生产与异质劳动工资增长及差距分析——基于跨国投入产出表的实证检验

本文构建一个在垄断竞争市场下包含中间产品和异质劳动在内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拓展到开放背景下发现南北国家的中间产品贸易导致南方国家高技能劳动与中、低技能劳动工资的增长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中间产品的进出口对中国30个行业高、中、低技能劳动工资增长及差距的影响,发现实证结果与理论模型相吻合。由于碎片化生产带来的技术外溢、技能溢价及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等,高技能劳动相比其他层次的劳动而言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国际碎片化生产与中美贸易失衡

中美贸易失衡是理论界和政策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中美贸易失衡与国际碎片化生产尤其是东亚国家(地区)之间通过碎片化生产形成的区域生产网络密切相关。在这种国际分工模式下,中国从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进口中间品经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导致了中美之间出现日益明显的贸易失衡现象。实证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显著促进了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在信息和通讯行业这一现象尤其显著。因此,中美贸易失衡不仅仅是双边贸易问题,而是一种结构性现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也使得日本、韩国等国家(地区),甚至包括美国本身从中受益。

从“草畜承包”看牧民碎片化生产与封禁式生态保护——内蒙古特村的实地研究

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与推广,内蒙古大部分农牧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经历了牲畜和草场分到户的"草畜承包"活动。在承包政策的引导下,草原牧民开始定居定牧,形成了以户为生产单位的碎片化生产模式。草畜承包的政策初衷是通过产权私有化实现公平和经济增长,然而自从承包以后,牧民遇到了生产成本增加、草场退化、邻里矛盾加剧等困惑。本研究以内蒙古东部的特村为例,试图阐释这种分散经营模式给草原牧民带来的困境与他们为了维持生产而采取的生态保护措施。本研究发现,为了避免自家草场的过度退化,特村牧民主动采取了外租草场和内建围栏的措施:他们通过外租草场控制自家草场的载畜量,以维持日常生产,通过内建围栏保留了一片"生态型草场"。这是他们面对日益退化的草原,主动采取的一种封禁式生态保护措施。在此基础上,本文从"草畜承包"的产权私有化角度,对其草原牧区的适应性作了简单的探讨。

生产碎片化对供应链集成和农产品滞销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以资源基础理论、能力理论和流通理论为基础,在"资源-能力-流通"的理论框架下,探讨生产碎片化通过供应链集成的中介作用和信息网络能力的调节作用影响农产品滞销的方式。通过对桂北地区219份农户的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生产碎片化对农产品滞销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供应链集成有显著负向影响,供应链集成对农产品滞销有显著负向影响;供应链集成在生产碎片化与农产品滞销之间起中介作用;信息网络能力在供应链集成与农产品滞销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信息网络能力也负向调节供应链集成在生产碎片化与农产品滞销之间的中介作用,即信息网络能力越高,供应链集成的中介作用越强,存在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探究互联网+背景下平台经济对碎片化分工生产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我国平台经济以及碎片化分工生产带来了重大的机遇。而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一种新常态的模式,以开放、共享、智能为特征的一系列互联网的现代信息技术呈现出高速发展的良好状态。因此,在积极寻求经济发展的全新背景下,如何使得碎片化的分工生产能够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呈现出高速发展的状态,仍然是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鉴于此,本文将着重分析互联网背景下平台经济及碎片化的分工、生产情况,了解分工生产模式、整合机制及整合路径,以及互联网模式对于碎片化分工生产的影响。旨在为更好地促进平台经济与碎片化分工生产效率的提高。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产链和价值链的碎片化——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模型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产链和价值链会趋于碎片化。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模型，证实制造业在产业间和国家间转移形成生产碎片化。生产碎片化有两方面经济后果：第一，生产碎片化造成制造业生产工人在生产链和价值链上的地位同时弱化；第二，生产碎片化对处于工业化不同阶段的国家影响不同，会造成去工业化国家生产链和价值链地位双重弱化，中国则出现生产链地位强化与价值链地位弱化的错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