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云寺涅槃变碑像》考析

《大云寺涅槃变碑像》为馆藏一级文物。本文通过对碑文辨字断句,分析出《大云寺涅槃变碑像》是特殊年代特殊寺院留下的唯一特殊碑证,是研究唐代特别是武则天大周时代政治、文化、宗教、雕刻艺术等方面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首段文字反映的初唐时期“三教融会”思潮蠡探

文章以《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首段文字为研究对象,通过与初唐时期佛儒道三教论衡相关的佛教文献之间的比较、辑考,探讨了初唐时期佛儒道“三教融会”思想及其对敦煌的影响。文中还对碑文部份缺字进行了辑补。

黄楼赋碑的变迁及其在苏轼文化传播中的价值

徐州黄楼赋碑于北宋元丰元年(1078)由苏辙撰文,苏轼亲自书写,刻石立于黄楼之上,素有“双绝碑”之称。此碑在北宋末年被人砸毁,于金代重刻,又于清代补刻。在数百年中,经历了火焚、雷击、风雨剥蚀、人为破坏等种种不幸,终于在1988年妥善安置于新建的黄楼之中,珠归合浦,获得新生。在这些兴衰变迁中,黄楼赋碑的文化集聚和辐射效应不断叠加,于近千年的苏轼文化传播中产生了意蕴丰富的综合价值,主要存在于历史见证、传拓母版、书法范式、载体意义等多个文化层面,一一解析以彰显其十分重要的文化地位。

集安博物馆藏张明善拓好太王碑墨本

张明善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碑碣捶拓专家,1963—1964年应中朝联合考古队的邀请,专程到集安捶拓好太王碑。集安博物馆周云台先生协助共拓得四套。留存博物馆的拓本用大张毛头纸拓成,经装裱四面,捶拓质量上乘,基本保存了好太王碑文字的原貌,上墨均匀、字迹清朗、浓淡有致,无人工修饰痕迹。通过此拓本与碑文对照,可以识别出多处不甚明确的文字,对于研究好太王碑所涉及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水族的生碑习俗初探

水族的生碑习俗极为独特,在水族社会中具有广泛的含义与多方面的影响。主要是墓主本人或者其子女出于延年益寿等目的打制了生碑,立碑者以及立碑具体原因的不同影响了生碑的类型与具体内容。由于打制时墓主依然在世,存放以及最终使用生碑都有若干禁忌。

明代海南应台书院碑考

会同县应台书院创建于明代万历三十七年(1609),是古代海南岛地方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藏海南省博物馆的应台书院碑碑文记述了应台书院创建始末、参与人员、“应台”之名由来以及兴建应台书院的意义等,是关于应台书院的珍贵史料,为研究海南乃至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和实物佐证,在海南古代地方史和文化史、教育史研究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关中唐碑中唐代书坛的正大气象

古代碑刻既是保存历史资料的重要文物,也是传承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陕西关中历代名家名碑,从《石台孝经》到《孔子庙堂碑》,从欧阳询《黄甫诞碑》到高僧怀仁集王羲之书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从篆书《美原神泉诗序》到行书《慧坚禅师碑》等,不仅完整再现了中国古代文字篆、隶、楷、行、草的发展轨迹,记录了中国汉字的书写史和风格演变史,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书法艺术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泥河湾盆地下马碑遗址2013年发掘简报

下马碑遗址位于广义泥河湾盆地南部的蔚县盆地中东部,是坐落于壶流河二级阶地上的一处旷野遗址。2013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出丰富的遗物和遗迹现象;2018年起,国内外多家单位共同完成了遗址地层年代、埋藏过程、古环境和出土文化遗存的系统性多学科研究工作。该遗址发掘揭露面积12 m^(2),地层剖面深度约为290 cm,自上而下分为7个地层单位,其中第6层为原地埋藏的主文化层,基于光释光与^(14)C测年并经贝叶斯模型计算为距今4.1~3.9万年。本文对下马碑第6层出土的各类遗物与遗迹进行系统报道,主要包括382件石制品、445件动物化石碎片、1件骨器和1套赭石颜料加工遗存,以及1处火塘。该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再现了距今4万年前东亚早期现代人加工、使用赭石颜料和复合工具的生活图景,更新了国际学术界对东亚早期现代人行为适应的认识。

北周《突厥寺碑》与阿史那皇后之命运

《艺文类聚》所收北周王褒《京师突厥寺碑》,是中古时代与突厥有关的重要佛教材料。《突厥寺碑》主要是为促成北周与突厥和亲及阿史那皇后早日入周而发,其撰作时间当在武帝保定三年至天和三年之间;突厥寺的建立和《突厥寺碑》的撰写,尽管从表面看和阿史那皇后没有关联,但实际上阿史那皇后却是建寺立碑最直接的因素。在政治和宗教双重影响下,本无佛教信仰的阿史那皇后屡屡被各方势力利用,无论其生前还是身后,不断被牵扯进一些重要佛教事件中。个体命运深受时代变化以及国族盛衰之影响,致使北周武帝阿史那皇后在动荡的历史中留下模糊的身影。

基于《中国历代名医碑传集》的中医师生关系新论

探究古代中医师生关系的影响因素和特点,为构建当代院校教育中医师生关系提供参考。采用文本分析法,编码《中国历代名医碑传集》相关语句,按照拜师前、跟师中、离别后的顺序建构出中医师生关系模型,其中拜师重要且难、学生学习主体性、老师指导帮助、师生日常相处、离别抒情承诺五个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医师生关系,其具有拜师前双向选择、跟师中前导后随、离别后怀念自勉的特点,从心理契约、师生互动、师生承诺的角度探讨其对师生双方医业的影响,并指出其对现代中医师生关系构建的启示。

“建筑中的建筑”:西南地区清代碑坊上的建筑图像

西南地区的墓葬碑坊极力模仿高等级的木构礼仪建筑,不仅如此,碑坊上还雕有各式建筑图像。这些建筑图像展示了不同的活动场景,由此产生了“建筑中的建筑”这一独特的表达方式。建筑图像以微缩和简化的艺术形式将人们的美好愿景凝聚于碑坊建筑之上,既折射出“居”的功能,又体现着“家”的意象,还作为“礼”的象征。笔者对西南地区的民间碑坊进行了实地考察,运用图像学、类型学等分析方法,对墓葬碑坊中建筑图像的空间位置、构成内容等进行系统研究,以期管窥此类建筑图像的使用功能,深挖时人的观念、信仰。

《云麾将军李秀碑》传世拓本考

《云麾将军李秀碑》为书中仙手李邕晚年的书法代表作品,传世宋拓仅有三件,且皆为清代碑帖收藏大家李宗瀚所藏,兹就此碑宋拓与明清翻刻本等传世版本信息,结合文献史料略做考证梳理,以期全面恢复其原始的版本面貌。

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誓词碑”研究综述

“民族团结誓词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边疆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铸造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肇始,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历史见证,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和“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纪念活动推动下,有关“民族团结誓词碑”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为“民族团结誓词碑”跨学科、多维度研究提供了借鉴,为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绵延不绝的精神动力。

南宋《苏符行状碑》中的苏轼书风探微

《苏符行状碑》为南宋范仲芑所书,现对其书法风格、形成原因及其在南宋书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研究与探讨。由于该碑书法具有典型的苏轼书风,故以苏轼书法中最为接近其风格特征的作品与之进行对比研究,总结其异同得失;进而从碑刻形制、文本旨趣、个人性情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其形成原因,个中涉及碑刻功用、文本与书法相互关系、生平交游考证等内容;最后从南宋书法史的角度探讨范仲芑及其《苏符行状碑》的历史定位与价值。

北京石景山功碑阁西侧陡壁崩塌地质灾害特征及治理方案

崩塌地质灾害点位于北京石景山山体顶部的功碑阁西侧附近的陡壁位置。山体主体走向为N34°W-S34°E,在山脊西侧附近断续分布着平行于山脊的陡立岩壁,沿山脊方向覆盖长度约170 m,岩壁上节理裂隙极为发育,认为其一旦发生崩塌,将对其下方景观小路上的过往游人及山脚下的既有“丰沙线铁路”安全造成严重影响。根据现场实际条件和工程经验,开展了治理工程设计,通过对治理方案的比选分析,最终选用了“全范围格构锚固”综合治理方案。通过本次治理达到了防灾减灾的目的,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开滦博物馆“换地碑”探究

开滦博物馆三层铁路展区陈列着一块石碑,碑面上宽下窄,石碑通高103厘米,上部宽46厘米,下部宽42 厘米,上部含斜角部分高45厘米,下部高58厘米,碑厚16 厘米,碑面面积约0.45平方米。碑体为整块青石材质,沿碑面边缘有等宽清晰刻痕一道(图1)。从碑面及内容来看。

山西博物院征集北朝时期佛教造像碑撷珍

佛教造像碑是佛教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盛行于南北朝时期,并成为此期佛教传播的主要形式之一。山西博物院征集北朝时期的造像碑数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及艺术价值。

北魏元氏墓志碑别字研究

北朝碑版墓志中存有大量异体字、俗体字、别字,一般将之统称为碑别字。本文通过对北魏元氏墓志中众多碑别字的归纳与总结,将其分为简化与繁化、汉字构件的混用与替换、汉字构件的移位、文字隶定所产生的异体字四类,将碑别字置入文字发展史维度中,结合书、刻两方面的实际探讨碑别字产生的原因,并关照当下书法创作与审美。

碑学运动与草书美学的碑化转型

碑学的产生,大抵可以视为一种社会审美变迁的产物。某种程度上,这一巨大的美学运动撼动了传统书法美学系统。若审美的变迁也遵守能量守恒规则的话,以美学动力能源与能量耗散来观察传统书法的碑化转型是一种有趣的理论视角。对碑学美学能量变动所展开的追踪,落实到草书美学层面上,则体现为对各种零散与泛漫不清的美学变迁进行厘定、筛选与归聚,并最终汇成一条有迹可循的美学变迁线路图。碑学产生以来,无论是“流沙坠简”带来的“章草”(草隶)美学热,还是“标准草书”运动,以及林散之以碑学对唐草所进行的美学重构,都可以视为这一美学变迁线路图的重要节点。碑学美学的出现所引发的美学转型甚至直指现代性,这是一条不同于日本现代书法的发展理路。从这个角度而言,重新梳理草书美学的碑化转型,对于美学现代性的探讨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何以确定自我:“钞古碑”与鲁迅《墓碣文》的创作

金石文献是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在文艺志业和社会教育事业上重点关注的一项内容。饱蘸着金石研究经验和审美体验的《墓碣文》借由梦中读残碑的经历审视鲁迅后五四时期在家庭、文艺志业、社会改革中遭遇挫败所带来的酷烈创痛,并重构了文人“读碑”传统。文言墓碣文中缺失的社会关系网和对墓主的盖棺论未定,既构成对传统碑志义例及礼制文化的颠覆,也代表着支离破碎的灵魂拒绝在现有社会关系和价值体系中进行自我命名,而是执拗探寻“主观之内面精神”。“我”以白话文连贯地讲述文言墓碣支离的故事,既是将被压抑的自我融入现实苦斗的开始,也暗含着鲁迅发掘金石文献的生命力,借此重振国民精神及文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