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朱安女《文化视野下的白族古代碑刻研究》

白族古代碑刻形式多样,反映了白族人民的民间文化、宗教信仰、政治理想以及美学追求。当今学界对于白族古代碑刻更多的是重视其史料价值,从文学与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则不多。《文化视野下的白族古代碑刻研究》一书从文化的角度对白族古代碑刻进行观照,建构起宏博的研究体系,全面深刻地阐释其文化意蕴,细致地分析其艺术特色,拓展了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推进了白族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是一部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著作。

评刘军《雍和宫匾额楹联碑刻研究》

雍和宫曾是雍正和乾隆两代帝王居住的地方,有“龙潜福地”之称。自乾隆九年(1744)改建为喇嘛庙后,成为北京地区第一皇家寺院。作为京师地区保存最完好、最完整的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不仅是沟通中央政府和蒙藏地方的桥梁,以驻锡高僧众多和实施“金瓶掣签”而闻名,而且又发挥着文化纽带的作用.

浙江大学“巴蜀碑刻研究工作坊”综述

继2018年"山东两汉北朝碑刻研究工作坊"和2019年"陕西汉唐碑刻研究工作坊"之后,浙江大学艺术史研究所于2021年再次举办"巴蜀碑刻研究工作坊",旨在重返碑刻所处的自然与文化环境,考察碑刻的物质性。巴蜀地区有多处古蜀文明遗址,如两汉的地面建筑、刻石、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在多种文明交织中形成的佛教文物,而此前未受充分关注的巴蜀碑刻和石阙更是本次工作坊考察与研究的重点。

浙江大学“颜真卿碑刻研究工作坊”综述

二〇一九年九月八日,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正式开馆,馆藏颜真卿楷书碑刻《修梁吴兴太守柳文畅西亭记》(下称《西亭记》)也正式对外公布,引起了学界与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以此为契机,十二月一日,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主办了一个小型的“颜真卿碑刻研究工作坊”。

板厂峪新发现碑刻研究之四——明蓟镇长城阅视制度初探

2007年,秦皇岛市文物局开展长城踏勘工作,于板厂峪东董家口山麓长城发现《抚宁县万历二十三年创修三等边墙五丈碑》(下称碑一),现存于长城敌台。该碑刻大理岩质,高120厘米,宽60厘米;圆首,竖式;碑身周边阴刻4厘米宽草纹边饰;阴刻楷书竖式12行,满行33字,全文共356字,字径2.5厘米。该碑中部折断,部分字迹磨损,初记录于《河北省明代长城碑刻辑录》,讹误较多,本文修正。

“从乡贤到神祇”:长城后裔民间信仰的衍变——板厂峪新发现碑刻研究之三

2017年6月,板厂峪村村民张贵华、许国臣在村中心位置、旧堡处住宅间空地发现碑刻,长122厘米,高125厘米,厚15厘米,上刻有五道、虫王、龙王、山神等多个民间神祇(后称碑一)。同年7月,明代山海兵部分司主事南直人吴光义撰写的石刻《天然洞碑记》在板厂峪鹿场被发现(后称碑二)。该碑长2米,宽1米,厚0.18米,现断裂为两段,拼接如一。碑刻原立于板厂峪天然洞洞口处,1949年后消失.

文化人类学视角下占里侗寨传统建筑文化研究

黔东南占里侗寨以独特的人口文化闻名遐迩,受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环境影响形成了典型又有别于其他侗寨的农耕文明。通过田野调查、方志检索、碑刻研究来探寻其传统建筑的种类、功能、变迁,以及典型民俗文化的人物、场所、流程等。侗乡山高林密,挖掘其文化资源价值对占里村的保护与发展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秦州重建清真寺楼碑研究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阿拉伯文和汉文双语的秦州重建清真寺楼碑是甘肃境内最早的阿拉伯文碑刻,其碑记是非常重要的回族石刻文献,它们除了在语言学、文字学方面的研究价值外,对研究元、明、清三代西北伊斯兰教传播史和发展史、回族源流史、中阿文化交流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比汉、阿两种碑文,不难发现其汉文碑记对清真寺的功用和伊斯兰信仰的阐释典雅中正、曲尽奥妙;其阿文碑记则紧扣《古兰》、《圣训》,一反汉文碑记的迂回与隐讳,语意流畅,明白易晓。该碑记真实反映了伊斯兰作为世界性宗教与文明对东方文化展示出的极大兼容性和适应性,也反映了回族人民在伊斯兰母体文化的化育下,经过儒学熏陶发挥出的无比智慧。该碑刻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从中可以看出明代伊斯兰教筚路蓝缕过程的缩影。

回族历史碑刻文献研究百年历程探析

回族历史碑刻研究在民国至今的百年间先后经历了开局起步、初步开拓、蓬勃开展、丰富深化等四个不同发展时期。回顾和总结这百年历程,梳理和分析这不同时期的研究概况,将有助于回族历史碑刻领域研究的继续深化发展。

《陕西新见隋朝墓志》录文斠读

《陕西新见隋朝墓志》著录陕西关中地区近年新见隋志50通,唐志8通,为隋唐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但该书志铭释读存在不少文字缺误、标点误施等问题。论文分十类举例校正了其中近40条文字及标点错误,旨在为该项材料的科学有效利用提供参考,对于后续石刻及其它文献的整理研究、碑刻文字和汉语俗字研究等也具有重要意义。

《新见隋唐墓志集释》释文校理

《新见隋唐墓志集释》著录新见隋唐墓志50通,集拓片、提要、释文和文史考证于一体,文献和语料价值突出,为隋唐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由于文字讹俗、石面残泐、拓片制作不善而影响文字辨认等原因,导致该书释文存在不少缺误,断句亦偶有疏误,极不利于该份材料科学有效的利用。论文以拓片为依据,分十一类举例补正了其中近50条典型的文字缺误,旨在为进一步发挥这批材料的实际价值提供支撑,亦对后续石刻等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有重要意义。

關於《西南大學新藏墓誌集釋》録文及注釋的幾個問題

《西南大學新藏墓誌集釋》著録259種北魏至五代新見墓誌文獻,大部分爲首次發表,於文史等相關研究價值突出。該書將拓片、提要、釋文和注釋相結合集中刊布,總體水平較高,堪稱流散碑誌文獻整理的典範之作。但該成果在文字釋讀考辨、字詞及史事注釋、行文體例、斷句標點等方面存在一些問題甚至錯誤,本文選擇典型實例分十四類進行校理,旨在爲该份材料的科学有效利用、後續相關文献的整理與研究提供參考和借鑒。

《宋代墓志辑释》释文斠补

《宋代墓志辑释》是宋代墓志著录的最新成果,全书共收录宋代墓志拓片226方,且大多是新出土或尚未发表的墓志,对研究宋代社会历史、政治制度、人物传记等方面都有重大意义。但由于某些原因,《宋代墓志辑释》在对墓志拓片进行文字校读时多有疏误。文章运用文字学、文献学、词汇学等方面的知识对这些疏误提出斠补意见,以期对宋代墓志的整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北宋李中吉夫妇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

现藏于洛阳龙门博物馆的北宋李中吉及夫人刘氏墓志,详细记载了北宋中下级武官李中吉的世系、仕宦经历、姻亲交游及子嗣情况。李中吉出生于北宋武将世家,家族恩荫及先祖的功绩不仅为李中吉提供了入仕及迁转之便,也对其官职的调遣产生了重要影响。李中吉以武臣之阶出任边郡知州并担任地方将官,反映了北宋中后期崇文抑武政策下宋廷对武臣的策略性安置。李中吉积极辅佐其他将领抗击西夏、以馆伴使的身份接待辽国使臣并且不辱使命,反映了北宋王朝与西夏、辽的政治关系。墓志文记载并揭示了御河在北宋时期向北边输送军用物资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李中吉的姻亲和交游网络反映了北宋中期武臣家族的社会地位和交往群体。李中吉家族的发展延续贯穿于北宋始终,其家族成员的仕宦、交游、姻亲网络等情况是北宋社会各阶层流动加剧以及崇文抑武政策下一般武将群体社会生活状况的缩影。

元代长社县尹袁英记功碑研究

元代长社县尹袁英之碑是一方刻立于元代至正年间的记功颂德碑,记载了袁英入仕为官直至调任长社县尹后的政治经历。袁英其人史书无载,碑文详细记载了袁英的仕宦经历、为官作为及政治交游情况,是元代县尹群体的时代缩影。碑记铭文关于袁英任县尹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治理措施从侧面反映了元末长社地方风貌,对元代中原地区居民民族构成情况也有相关涉及;袁英及撰额者冯梦弼的出仕经历,体现了元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为巩固自身统治所采取的人才选拔措施,所表现的元代统治者对待儒家思想的态度亦值得深思;志文所记载的长秋寺知符节一职亦有助于对元代长秋寺职官设置的考证和研究;关于云南王出行之事反映了元代宗王的政治特权。

晋东南出土唐代碑刻田野调查琐记

笔者大学学的是考古专业,毕业后从事的也是考古工作,却自认是一个"剑走偏锋"的考古人。因为在考古工作中,笔者最熟悉的并不是史前或某段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而是中古时期的碑刻研究。这在考古圈里属于小众。笔者之所以喜欢上碑刻研究,一切得益于随张庆捷教授读研究生时期参与的"山西早期碑刻调查项目"。三年间,足迹踏遍了山西下辖的百余个县,参与调查了元代及元代之前碑刻数千方。

大连忠灵塔鸟居建设由绪之碑考

本文对大连忠灵塔鸟居建设由绪之碑的碑文进行辨认和抄录,并对日文碑文进行翻译,弄清石碑的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通过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介绍日本神道教在大连的传播,考证大连忠灵塔的历史,弄清大连日本"帝国在乡军人会"的历史,以此来进一步研究大连忠灵塔鸟居建设由绪之碑的历史,揭露日本侵占大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