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碑学书法理论对民国美术字设计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美术字是中国现代设计尤其是字体设计的开端。民国时期,美术字随着西方艺术文化的冲击在中国出现,大批创作者为了响应新的思想纷纷投入美术字的创作中。美术字的创作受到东西方的诸多影响,除了西方的设计理论与装饰手法以外,清代魏碑发掘和金石考据学兴盛在书法界引起的碑学运动、崇颜现象等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也在民国的美术字设计中得到体现。碑学书法理论影响下的美术字,是从书法作品、碑刻作品中选取笔画加工与装饰,参考书法的结字结构,以传统书法中的结字思想改造美术字的字形,这样的美术字具备鲜明的民族性。文章基于碑学书法理论的视角讨论其对民国美术字设计的影响。

对室内装饰书法作品中清代碑学书法的一些理解——以何绍基作品为例

随着时代的发展，书法作品作为装饰在室内设计中开始普遍采用。在室内设计中，书法不仅起着美化、点缀居室的作用，更能反映出居室主人的审美情趣、文化修养和知识品位。设计师在选择书法作品作为室内陈设装饰时也应深入去了解书法作品本身的内涵。本文主以何绍基作品为例，浅谈对室内装饰书法作品中清代碑学书法的一些理解。

浅谈碑学书法对书法教育的影响

清代书法与前朝书法最大的不同在于书法家对金石的研究和学习。文人由访碑进而习碑,正是清代碑学运动的开始,一场持续数百年、影响至今的书法变革就这样悄然进行着,看似偶然其实必然。历史上从未出现的书体都在这时全面出现,碑学书法的艺术重要性对现代书法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论清代“碑学”书法体系的构建与域外传播

文章综合前人对于碑学内涵的探究,将碑学构建的过程进行逐步梳理,进一步明确了碑学书法在每个时期审美特质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对清朝碑学在域外的传播与流变做进一步的考察,揭示出清朝“碑学书法”是在帖学占据主流的时代下,进行的“自下而上”的革故鼎新,而朝鲜和日本的碑学书法是由当时的社会精英率先接受,并通过名家影响力实现了“自上而下”的传播和流变。

民国陕西碑学书法艺术探微

民国时期中国书法基本上是受晚清光绪年间碑学鼎盛时期的影响，书法风格与晚清大致可以看作为一个整体，碑学仍然是民国书家选择的对象，陕西书坛亦是如此。因为许多当时的书家跨越在清末民初这个时期，他们既是清末时期的代表书家，又是民国时期的代表书家。这些书家风格多样，代表人物突出。以甲骨文、篆隶、北碑南碑入手的皆有，他们在写碑的时候不拘泥于古法，并融入自己的个性以及审美情趣，形成自己的风格，所以他们在书法风格上也有较大变化。

当代陈展语境下古代书法的空间叙事——“三峡博物馆馆藏清代碑学书法特展”策展实践

本文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书法展览为例,从选题策划、展览内容、形式设计、实践意义与不足等进行综述,并提出几点思考,其策展实践的过程或对同类展览策划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康有为“异态”说与碑学书法形式美学基础构建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以学术的"新理"确立了碑学书法系统,并喊出一个口号:"盖书,形学也。"[1],围绕"形学"观念,康有为对碑学书法形式进行审美"观看",提出"异态"说。此说摒弃了帖学书法主观内心的审美关照,直接进入碑学书法形式讨论。"异态"说以表象的方式将碑学书法形式融入审美之中,形成碑学书法形式美学构建基础。

徐三庚、赵之谦篆书艺术比较研究

徐三庚、赵之谦是清末继邓石如之后在小篆书写上风格独特、勇于创新的书法大家。他们早年取法邓石如,擅长魏碑,并以北碑笔法入篆隶,所以在篆书风格方面有很多类似之处。本文从二人篆书风格产生的原因、篆书形式的创新和篆书书风对后世的影响等角度展开对比,旨在对这两位清代碑派书法家有更清晰深入的了解。

“金石画风”的前奏:清代嘉道时期碑学书家在花鸟画领域的开拓

本文主要探讨清代嘉道时期的碑学书家如何将碑学书法的元素应用到花鸟画领域之中。通过分析伊秉绶、陈鸿寿、吴熙载三位碑学书家的绘画作品,可知他们已经将碑学书法的金石趣味、精神特质融入花鸟画的创作之中,但是由于绘画传统的根深蒂固,他们的书风尚未与画风取得高度完美统一。尽管如此,却为后来“金石画风”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张裕钊研究述评

张裕钊是清末著名的书法家、古文家、教育家,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逐渐兴起一股"张学"研究热潮。关于张裕钊的研究最初是作为桐城文学研究的附属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尽管如此,张氏成为独立的研究个体却不是因为桐城文学而是因为其书法成就。此后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位晚清的古文大家,开始从不同领域对其展开研究。2001至2010这十年是目前为止张氏研究的繁荣期,尤其是2003年左右,时逢张氏诞辰180周年,张学研究达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