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私谥和曹操碑禁的文化意蕴

东汉中晚期，私谥和立碑形成风气。私谥和碑铭承载着两大文化内涵：朋党义气和清刚贞亮的名士人格。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断立碑，其显性原因是立碑往往劳民伤财，而且有助虚饰之风。其隐性原因一则出于对党人的反感，一是借以打击清流名士的贞亮人格。

“碑禁”與曹魏西晉的石碑文化

本文以“碑禁”爲切入點探討曹魏西晉的石碑文化。“碑禁”不是“薄葬”措施的組成部分。其禁止對象並非主要由血緣性喪家負責的“厚葬”,而是“私立”,即門生、故吏這樣的非血緣性政治團體不經朝廷批准擅自立碑。石碑在曹魏西晉仍是備受整個統治階層認可的紀念裝置。不過與東漢後期相比,其适用標準大幅提升,變得“重器化”了。在奏請朝廷之後,上層精英多可獲得立碑資格。皇帝權力自身亦積極使用石碑以爲王權的象徵與紀念。所謂“碑禁”,並非是要禁絶石碑這一紀念裝置本身,也未必一定對門生、故吏所代表的非血緣性政治團體抱持敵對態度,而是要在“重器化”石碑的基礎上,將互爲表裏的二者制度性地納入皇帝權力結構之中,成爲精英階層可操控的政治資源。“碑禁”的出現,應視爲清流士人在漢魏之際掌握政治主導權之後,在皇帝權力結構的重構過程中,將自身所秉持的精英文化提升至王權層面進行再創造的結果。

清代云南边地土司辖区之陋规禁革碑刻研究

清代禁革碑刻,在边远地区较为稀见,因此,清代云南边地土司辖区留存至今的四块禁革碑刻,就尤显珍贵。它们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立于滇西芒市土司署衙的《总督院禁革土司执礼陋规碑》,嘉庆十五年(1810)立于滇南纳楼土司署衙的《□□明示碑》,道光十七年(1837)立于滇西南缅宁抚彝厅的《署缅宁抚彝府永革陋规碑》,以及光绪十六年(1890)立于滇西南甸土司署衙的《永垂碑》。四块碑刻,既是关注清代土司地区陋规问题的直接证物,还是揭示清代治理土司地区社会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对深入研究清代云南边地土司辖区的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持。

海南示禁碑文献整理与研究

通过系统地收集和整理,分布于海南各市县的示禁碑约有135通,包括已见诸文献的102通及尚未整理出版的33通。结合大量碑刻实例,海南示禁碑在农业生产与生活、工商业、海洋渔业、婚姻关系、官民关系等重要社会领域起到了规范与调整作用,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和社会功能。

明清禁碑体系及其特征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碑刻法律文化发展的高峰期,特别是禁碑体系的完备期。明清时期的三类禁碑,即颁宣圣旨敕谕的皇禁碑,传布地方公文的官禁碑,及公示乡约行规的民禁碑,在地方法律秩序建构中各有特定的功用。皇禁碑象征皇权和国法在地方的存在;官禁碑体现"官府公权"在地方的实际运作;民禁碑反映"民间公权"的独立性和依附性特征。三类禁碑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体系。对明清禁碑体系及其特征的阐释,是认识古代中国"刻石纪法"传统的关键,也是深入认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地方或基层社会实际存在形态的关键。

论清代徽州禁约合同——兼议与禁约告示、禁约碑之区别

中国古人习惯于用合同的方式来解决各种财产纠纷和社会矛盾。禁约合同是古代合同类型之一种,多是同族、同村人等为禁止盗窃、禁止砍伐树木、保护荫木来龙水口等事务,共同立约承诺并议定罚则的合同文书。部分禁约合同,由于请求官府支持,而转化成禁约告示、禁约碑,约束范围扩大、效力上升,已可视为乡规民约。禁约合同本身没有外部约束力,其内部约束力是传统合同"信"价值的表达。禁约合同是私人间由于财产的共有或公有产生一种调和权利纠纷的自发秩序,也是地缘社会维护生活安宁,将一些陋习予以禁止,共同约束自身和抵御外来侵犯的约定。然而,从禁约合同、禁约告示、禁约碑等的整个体系来看,禁约产生和运行是需要外部保证的,这种外部保证就是国家法或官方的支持。据此,禁约合同才能发挥基层社会调和权利纠纷的作用。

皖西地区示禁碑刻与地方社会治理

明清民国时期皖西地区留存有大量的示禁碑刻,包括告示碑、条例碑、禁止碑3类。它是地方官府与乡族社会组织(包括宗族、保甲组织、寺庙道观、民间组织等)出于"防患于未然"和"亡羊后补牢"的策略,维护社会秩序而昭告晓谕示禁某些事项的一种形式。通过对皖西示禁碑刻的考察,可以看出主要是基于利益纷争的调节、社会治安的应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地方公益的维护、社会弊端的禁革等原因设立。皖西示禁碑刻是古代"刻石纪法"的体现,它是皖西地方官府所拥有的官权力及士绅、衿耆等地方精英代表所形成的"民间公权力"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社会的治理轨迹。

明清碑禁体系及其特征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碑刻法律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也是碑禁~①体系的完备期。明清时期的三类禁碑,即颁宣圣旨敕谕的敕禁碑、传布地方政令公文的官禁碑以及公示乡约行规的民禁碑,在地方法律秩序建构中各有特定的功用。敕禁碑象征皇权和国法在地方的存在;官禁碑体现'政府公权'在地方的实际运作;

皖西地区示禁碑刻概述

皖西地区发现有78通示禁碑刻,涉及对地方社会共有设施及产业、维护生产和经济秩序、保护生态环境、地方恶习陋习、社会恶势力及外来群体、其他事项的示禁等诸方面。它对开展皖西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探讨皖西地方传统社会的治理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研究资料。

良法虽垂 颓风难挽——清代徽州环溪吴氏家族禁山碑约探讨

以清代徽州环溪吴氏家族的禁山碑约为根据,从它的形成揭示了清代徽州乡村行政运作机制的主要特点,从它的内容阐述了吴氏家族所坚持的徽州山场经营的正确方针,从它的前言总结了环溪吴氏家族160年禁山历史的经验教训,并指出它对当代山区生态建设的启示。

国内禁碑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当下,生态文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禁碑是探寻我国农耕时期生态文明的重要历史资料,对历史禁碑的研究可以为我们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分析的方法,从研究历程、作者与机构及共现关键词三个角度,对禁碑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分析。研究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85-1997年的低关注期;1997年至今的关注渐热期,部分作者与研究机构表现突出,对研究的贡献较大。通过对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发现,在时空分布上,研究文献涉及的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贵州省的清水江流域和安徽省的徽州地区;禁碑的内容分为禁止规定和违禁罚则两部分,内容因其主体属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禁碑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生态教育功能、官方法律的延伸和补充、强化早期生态安全意识以及明确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四个方面。当前相关研究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区域过于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沿海地区及徽州地区,针对当地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背景的研究成果较少,以及对于禁碑的价值的挖掘大多集中在探寻禁碑对古代社会的影响等方面。针对这些不足,本文提出进一步扩展禁碑的研究区域,将研究内容与当时的历史地理环境相结合,深入挖掘禁碑对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等建议。

对一块“禁采矿碑”的法史学追问

我们对在浙江开化县发现的一块"禁采矿碑"订立的原因进行了法史学上的追问,认为当时明政权订立"禁采矿碑"的直接原因是矿工起义,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官府与民争利,从而导致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激化。因此,在对待一个历史文本时,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法史学上的拷问,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比较接近于历史真实。

唐县“禁革陋规”与“古唐侯国”异代一体碑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重新发现于唐县的“古唐侯国”碑为一方异代一体碑,其一面为康熙年的“禁革陋规”碑,另一面为光绪年的“古唐侯国”碑。本文对此碑两面碑文的作者、刻制历史背景及其内容、意义作了综合分析考证。

中国自然保护重要历史文物——福建天宝岩禁碑的发现与科学价值

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朴素的自然保护观,禁约文化和禁碑在历史上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曾起到过重要作用。2002年,在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了反映中国自然保护史的重要文物——三块文字完整的清朝禁碑。通过对碑文文字的辨识和解读,我们发现禁碑的主要内容除了严禁采伐竹木、保护好森林外,还包含着许多规范乡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内容,而且具备了比较全面的就地保护的管理办法,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最早的自然保护区的雏形。文章讨论了禁碑对于自然保护的历史意义,指出它们对于塑造和保持群众的自然保护观念以及协调自然保护与生产生活的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对于研究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立法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对于在当前保护区管理中做好社区宣传、联防、共建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海南潭门港“两院禁示”碑辨证及其意义

2016年5月,琼海市潭门镇发现一块"两院禁示"碑,记载的是明代晚期各地商船到海南岛进行海上贸易的有关规定。根据"两院禁示"碑碑文内容推断,"两院"是指明代广东行省的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刻碑时间为明代"隆庆开海"至明末之际。该碑还反映出明朝不准自海南贩卖粮食到外地的严格规定。"两院禁示"碑见证了潭门港至迟在明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佐证了海南岛自古以来就是南海贸易往来的交通要冲,是海上丝绸之路无法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民国时期晋江禁约碑初探

立碑示禁是公布官规民约的重要形式,根据所禁事项,可将禁约碑分为"保护坟山、风水林""保护山石、林木、澳口、道路等公共资源"和"维护社会治安与风尚"三种。立碑人不同,约束力也不一样。禁约碑的约束力不单单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制力,还依靠对民间权威的遵从及民间信仰等。

清咸丰时期贵州广顺州《禁碑告白》碑文考论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肇始于广西金田,贵州地处西南边陲,受太平天国运动浪潮的冲击,贵州很多地方相继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反抗清廷统治的农民运动。地处广顺州盖冗地区的百姓也受其冲击,联保甲、兴团练以自卫,防禁滋扰,团结民众,并把团中规约刻于碑上,即《禁碑告白》,以示众人。这里通过此碑透析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背后的社会问题,并分析其对当地产生的作用。

沿河洪渡“军民禁约碑”

离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洪渡镇(洪杜县故地)约半里许的接官厅,有块明万历年间竖立的“军民禁约碑”。民国《沿河县志》载其碑文曰: 一、汉人入夷勾引夷人入汉,酿起边衅,危害地方者,依律处斩; 二、将汉人诱拐入夷转卖财者,依律发边远充军。汉人入夷,律有明禁,或逆命奸徒携家投夷,或本城汉人假借入夷生意担挑货物为名,逆谋诱骗消息,探听往来缙绅商贾,携掠人畜,凌辱夷人,以致道路断绝,地方凋残,皆由此辈诱夷出去所为。今后,各该有司、府管,凡遇通夷关隘及夷贼出游道路,严加盘诘。

通江林木禁碑考察初报(摘要)

通江县地处四川盆地东北缘,大巴山脉西段缺口处米仓山脉东段南麓,幅员面积4100km^2,人口60万,现有森林蓄积260万m^3.境内林木禁碑却一直不为外界重视.本世纪60年代后期破“四旧”,禁牌也未能幸免,千年古树亦伐去甚多,实物亦大多破坏.笔者考察了遗存各地的林木禁碑,多为首次发现,查阅资料中亦伐偶有所见.现初步整理如下.

曹魏时期禁碑缘由考略

众所周知,立碑颂德、刻石纪功为营丧纪事之头等环节,自秦汉时期已蔚然成风,颇为盛行。然曹魏时期葬制相比秦汉奢侈浮华厚葬之风就显得格外俭薄严厉,隶属于葬制的墓前立碑也被封建统治者明文规定限制禁止。"禁碑令"的出台导致了当时葬制格局为之大变,其形式表现为墓前立碑由转入墓内的石质、砖制墓志取而代之。我们究其曹魏时期葬事从俭禁止立碑这一历史现象的缘由,笔者认为无非是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而形成薄葬禁碑通行的时代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