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证”的生成发展与功能分析——以山东灵岩寺宋金元公文碑为例

山东灵岩寺宋金元碑刻集中,公据执照、界至文图、王言圣旨、寺院文书等不同类型的碑刻相互串联,彼此互证,展现了较长时段内灵岩寺寺产维护和寺院管理的实况,以及碑刻发展的多元化和刻石功能的多样性。其中因解决纷争而生成的诸种公文碑,渐次构成连环“碑证”,并通过其照证、保全功能,成为维护寺产权益的法宝,亦成为检视中国古代公证制度生成发展的窗口;而体现寺观特权的王言圣旨类“护持”性碑刻,与保全寺产的公据、执照类公文碑相辅相成,在寺观发展和地方治理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唐大证禅师碑考释

《唐故大德大证禅师碑》现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嵩岳寺山门内西侧。该碑刻于唐代宗大历四年(769),原发现于嵩岳寺塔院西北山坡上,是嵩岳寺的重要附属文物。在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对碑文进行校订的基础上,指出文献中认为嵩岳寺旁边存在过敬爱寺的错误,并指出该碑的原始发现地为寻找唐代嵩岳寺寺院布局提供了线索。本则碑铭不仅可以弥补传世文献中禅宗北宗自普寂之后传承情况之不足,也可以管窥"安史之乱"之后禅宗内部争夺正统地位、社会认可和官方扶植的情况,对于禅宗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曹全碑》碑主新考

著名的汉《邰阳令曹全碑》出土以后，清代西北学者张澍将曹全其人收录于他的《续敦煌实录》中，与《后汉书·西域传》中提到的另一位敦煌历史人物曹宽并列。清人王先谦、朱彝尊等人以《碑》证史，认为曹宽就是曹全，《后汉书》误“全”为“宽”，“要当以碑为正”。本文提出几个疑点，认为曹全与曹宽是两人而不是同一人，证实张澍的观点是正确的。

乐为景碑撰新传——《景教与〈景教碑〉》评介

The book Jingjiao and Jingjiaobei (Nestorianism and Nestorian Stele) is Lu Yuan’s latest publication. This review highlights its major contribution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Nestorianism surrounding the Xi’an Nestorian Stele. It also contains the clearest and highest-quality plates of this famous stele published so far and lays down the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the future.

神秀得度受戒年代考

《大通禪師碑》所載神秀得度受戒的年代存在矛盾,類似的矛盾存在于曇真(神秀的曾孫弟子)的碑銘中,即《大證禪師碑》。經過研究,筆者認爲上述史料出現矛盾的原因在于:雖然神秀和曇真是到了中年纔得度受戒,但由于他們成爲了禪宗的指導者,因此,以帝權將他們受戒時間特意改爲二十歲。他們的度牒戒牒改寫事件,可說是國家推動的一種措施。基于此,筆者進一步認爲神秀應于六十歲左右受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