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类型视角下的欧盟“碳外交”研究:工具、实践与前景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逐渐形成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碳关税和对外援助为主要工具的“碳外交”,通过率先采取脱碳行动,推广独有的碳治理理念,组建横跨欧洲、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的“雄心联盟”等多种方式,旨在在全球范围内彰显其集结构型、认知型、方向型和工具型特征于一身的碳领导力,并且成绩斐然。然而,俄乌危机的爆发和延续直接重创了欧盟的“碳外交”。在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碳市场和碳边境调节机制备受冲击的情境下,欧盟虽加速转向氢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应对其碳领导力危机。但对外依赖和大国竞争等挑战,则意味着未来由可再生能源兜底的欧盟“碳外交”之路道阻且长。

碳责任与碳实力:后哥本哈根时代的国际秩序与中国碳外交

气候变化问题逐渐成为国际谈判和外交磋商的热点议题。后哥本哈根时代的国际秩序表现为实力政治与责任政治之间的相对均衡,并有可能形成一个以碳实力竞争为核心的国际格局。中国碳外交面临着如何平衡维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与履行减排承诺的巨大压力。保持"可承诺的减排量"与"可承担的碳成本"之间的均衡,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积极加强与各国在经济、技术等领域内的合作,是中国履行减排承诺、增强碳实力的立足点。

论碳外交与多边经贸外交的协调共进——以应对气候变化为视角

当前的外交领域尤以多边环境和多边经贸外交为重。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起点的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多边环境协议通过碳外交谈判的形式创造了减排温室气体的原则和框架体系,形成了激励不同发展层级的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灵活机制。同时,随着全球金融动荡引发的经济衰退不断加深,发达国家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借口采取的以碳税为代表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又开始抬头,使既有的多边经贸规则面临冲击。因此,有必要将多边环境和多边经贸这两个外交领域的交叉问题通盘考虑,通过外交政策协调,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多变环境协议与维护自由贸易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完善,在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实现国际环境治理和国际自由贸易的健康发展。

后哥本哈根时代的中国“碳外交”

哥本哈根会议揭开了"碳时代"的序幕,并有可能形成一个以"碳实力"竞争为核心的国际格局。"碳时代"的全球治理正在逐步瓦解由某一国家全面控制全球事务的可能性,促使各种国际行为体在公共平台上建立"碳责任"与"碳实力"之间的平衡。"碳时代"仍然是实力政治,中国"碳外交"的着眼点应是: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增强自身的"碳实力",积极履行减排承诺,维护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哥本哈根谈判进程和中美碳外交的发展

"巴厘路线图"出台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酝酿着深刻变化。进程将尽的哥本哈根谈判也面临大国关系复杂交错的分化与组合。其间中美经由碳外交建立起来的双边协调和互动关系,促使美国试图争取掌握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格局的主动权,亦促使中国试图继续赢得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均势。我们必须对"中美共治"的幻象有清醒的认识,警惕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绑架"中国。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不可能适用"中美共治"的模式,而会通过大国之间的合作,促进多边协调的框架机制完善发展。

国际碳交易机制复杂化及中国应对

目前,国际碳交易机制网络群体呈现复杂化态势,碳交易机制复合体、碳交易机制集群与碳交易机制联结相互渗透,同时其内部也进行着良性协同、建设性合作与功能性竞争的有序互动。在无政府状态、利益认知差异以及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等普遍性因素影响下,国际碳交易机制复杂化的成因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是其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另外,国际碳交易机制间的互动具有双重效应,其协同合作将会带来经济发展与气候保护的双赢结果,而如果互相掣肘则会增加碳交易成本甚至造成负减排。因此,中国在复杂化的国际碳交易机制中推进新型碳外交并实现碳中和目标,既需要充分发挥自身团结国际力量的优势以及国内和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作用,促进碳交易机制间的协同与衔接,又要积极践行《巴黎协定》关于碳交易机制整合的倡议,与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共同将碳交易机制整合的规范推广到整个国际社会以及其他议题的全球治理之中。

异化的碳

气候变化作为全球关注的热点,已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和科技进步等诸多层面。文章通过对由于气候变化而异化的"碳"进行了分析,认为"碳"已成为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独立存在物质,并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科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