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以长三角地区制造企业为例

基于2010—2021年长三角地区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促进效果呈逐年上升趋势;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异质性检验发现,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能显著促进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中碳密集企业与轻污染企业高质量发展,对高碳密集企业与重污染企业起抑制作用,对低碳密集企业有促进作用但不显著。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与绿色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构建出绿色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推行视作准自然的实验,研究分析该政策对我国绿色高质量发展产生的政策效应。研究结论如下:该试点政策的推行对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并通过助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研究表明在该项政策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化程度、碳排放水平越高的省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显著。这一研究结论既是对助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证支撑,也是对推动我国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重要决策支持。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基于创新投入的证据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目标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而新能源企业是发展清洁能源的重要主体,那么该试点政策能否激励新能源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既有研究尚未对此做出探讨。鉴于此,本文采用2009~2019年沪深A股新能源企业和其同行业传统企业数据,用三重差分模型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促进新能源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该试点政策通过从生产端提高企业的减排和创新收益,以及从需求端扩大新能源产品的市场需求,激励新能源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进一步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促进新能源企业增加高质量的创新产出。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地区、非管制行业及采用配额有偿分配机制设计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新能源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与企业创新的研究,也对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具有启示意义。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也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通过对2010—2020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行业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匹配分析,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该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同时这一政策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那些面临着较大外部监管压力和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此外,文章还通过运用链式多重中介模型深入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为推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创新驱动发展的融合提供了实证依据,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等考察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对于控排名单中上市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高污染企业,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强化高管可持续发展意识来提高企业履行ESG的积极性,尤其对ESG分项指标中的E和S影响显著。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维影响研究

文章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应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该政策对试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间碳交易价格形成机制、工业企业中国企占比和环境执法力度对政策效果有显著异质性影响;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主要通过“优化存量经济”和“筛选增量经济”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公司治理效应——来自高管薪酬契约调整的证据

公司治理是企业决策与行动的基础,研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否有公司治理效应,有助于厘清试点政策对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本文认为,试点政策打破了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博弈均衡,需要对高管薪酬契约进行调整以达到新的均衡。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试点政策使企业调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且在高碳行业中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由于试点政策降低了企业业绩,为了提高企业绿色转型的内部动力,企业做出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决策。研究还发现,试点企业采用股权激励的可能性更高,并且那些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试点企业会有更多的绿色创新和更好的ESG表现。本文是对研究试点政策效果文献的补充,也能为如何激发企业环境治理的内部动力提供启示。

环境规制对建筑业节能减排的影响机制——以低碳试点政策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例

科学地评估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的节能减排效应对实现中国“双碳”目标意义重大,低碳试点政策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政策工具。基于2005—2018年中国各区域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及绿色能源效率等指标,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的节能减排效应,同时还探究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建筑业节能效应的空间溢出效应,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中国环境规制对建筑业有显著的节能效应,但对建筑业的减排效应不显著;低碳试点政策对邻近地区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对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的正向显著作用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发展水平高、建筑产业占比高及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高的地区。基于研究发现,提出应将有关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其他城市、利用试点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推动试点地区的周边地区人才和资源共享、环境规制应根据试点地区不同特性制定差异化的实施方案等相关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基于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中介效应

分析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碳减排状况,为现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改进提供经验依据。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否存在碳减排效应,并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PSM-DID等方法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传导路径,最后分析试点政策的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1)试点政策显著降低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效应;(2)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都是试点政策实现碳减排效应的作用路径,绿色技术创新在降低试点地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中分别发挥了12.38%和5.51%的作用,能源结构转型则分别发挥了3.74%和0.47%的中介效应作用;(3)北京的碳减排效应在6个试点地区中最强,其次是上海和天津,湖北和重庆的整体碳减排效应较弱。研究结论为更好实现“双碳”目标、同时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的主要启示包括,要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减碳政策等。

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金融发展影响研究

作为新兴的绿色金融模式,碳排放交易试点受到政策制定者和广大学术者密切关注。中国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不仅对资金需求方的节能减排、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而且推动了资金供给方绿色金融体系的创建。本文以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建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熵值法建立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的绿色金融水平,接着用PSMDID模型研究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各省绿色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提升各省绿色金融的发展。基于此,中国应积极推动碳交易市场发展,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应对碳排放问题中的积极作用。

关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基于合成控制法分析

本文采用了中国30个省份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来分析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北京和重庆拟合效果不理想,但政策的实施对北京和重庆的碳减排效果仍具有促进作用;上海和天津在政策实施前拟合效果较好,但是政策实施之后,真实天津和真实上海的碳排放量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升高了,这可能是由于政策需要有一定的反应时间,导致实施效果有一定滞后性;湖北在政策实施之前拟合效果较好,实施后真实湖北的碳排放量刚开始是与之前持平,接下来一段时间是直线下降,随后是波动式下降,且真实湖北的下降趋势更快,这说明政策的实施有效降低了真实湖北的碳排放量。由于不同的地区有各自的特点,所以应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再实施碳试点政策,从而进一步实现碳减排的目标。

环境规制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21世纪以来,为了应对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各项环境规制政策开始相继出台,本文选取了其中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探究环境规制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5年到2020年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于试点省市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并且通过更换样本区间以及安慰剂检验的方式进一步验证了实证结论的稳健性。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vari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policies have begun to be introduced one after another, and this paper selects the pilot policies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to explore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policies. Taking the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pilot polic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29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20, the DID is used to conduct empirical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y of the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pilot polic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ilot policy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has a significant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n the pilot provinces and cities, and the robustness of the empirical conclusions is further verified by changing the sample interval and placebo tes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