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发展、科技创新与农业碳排放强度

农业生产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引发的环境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研究物联网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机理,有助于农业农村能源转型和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基于2010—2021年我国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物联网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以及科技创新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物联网发展显著抑制了农业碳排放强度,并且存在显著异质性,在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科技创新水平有效提升了物联网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把农业科技创新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发现物联网发展和农业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农业科技创新水平跨越门槛值后,物联网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显著增强。研究结论在推动数字化农业、促进科技与农业融合方面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

数字经济、碳排放强度与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赋予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赛道”和“新动能”,正成为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引擎。基于中国113个地级资源型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分析了碳排放强度的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且在不同维度下存在异质性,其中对东北地区城市和衰退型城市的改善程度较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碳排放强度显著提升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村碳排放强度时空演变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碳排放系数法测算中国农村碳排放量,结合核密度估计法和莫兰指数对农村碳排放强度时空演变趋势及空间关联特征进行分析,借助STIRPAT模型和灰色预测模型定量定性分析其影响因素并做出预测。结果显示:2010—2020年中国农村碳排放强度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农村人均碳排放量呈上升趋势;中国区域内部存在多极化现象,空间正相关性逐渐加强,具有集聚和依赖性特征。农业生产中畜牧业是农村碳排放主要影响因素,预计未来农村碳排放强度将持续下降,农村人均碳排放量将逐步上升。

多尺度视角下中国旅游业碳排放强度时空动态研究

从多尺度视角把握中国旅游碳排放强度的时空动态变化,对中国旅游产业响应“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全域、区域、省域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自下而上”法、泰尔指数法和ESDA分析法,测度旅游碳排放及强度,并剖析旅游碳排放强度的时空关系。结果表明:(1)2000—2019年,我国旅游碳排放量由3714.06万吨增加至19396.00万吨,东部地区增量最大;旅游碳排放强度由0.47吨/万元降至0.09吨/万元,中部地区降幅最大。高碳排放类型的北京、上海、广东、海南和宁夏的旅游经济与环境保护关系亟须改善。(2)中国旅游碳排放强度在空间上有显著差异,以区域内部差异为主,但同时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2000—2013年,全局空间上表现为西部地区HH集聚和多数省份的LL集聚,2014年起局部空间集聚,以从东部地区向中部、西部地区扩散性LL聚集为特点。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对碳排放强度的降低有一定的作用。通过构建多层次的数字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并运用超效率SBM模型、中介效应及门槛效应等方法,基于2008-2021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经济、绿色创新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抑制了碳排放强度,而绿色创新效率在其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区之间绿色创新效率的中介效应存在异质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中介效应呈递减趋势,而东北地区的中介效应则不明显;随着绿色创新效率的增加,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效果不断增强,表明绿色创新效率在数字经济发展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双碳”战略下绿色金融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基于加速遗传算法的投影寻踪模型测度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绿色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图刻画出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分布动态特征。研究发现:第一,绿色金融对碳排放强度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以及负的空间溢出效应;第二,低碳技术水平的创新与发展以及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第三,我国东部地区碳排放强度水平较低,中西部地区相对较高,整体水平在考察期内逐年降低。基于以上结论,论文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期为绿色金融助推我国“双碳”目标如期实现提供有力的支持。

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考察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可以为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经验证据。运用综合评价方法对2012—2021年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与分析,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2012—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仍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水平最低。数字经济发展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并且对本地区碳减排的溢出效应显著,对周边地区碳减排的溢出效应不显著。控制变量中,能源消费强度对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碳排放强度的溢出效应均非常显著,能源消费结构和外贸依存度的直接溢出效应和总效应均显著,技术创新水平与环境规制的间接溢出效应显著。基于实证结果,建议积极发展数字经济,激发数字经济发展活力,推动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以此实现碳减排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兴金融形态,为实现“双碳”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以2011—2021年中国279个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基准回归模型、面板门槛模型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和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会因自身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和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对碳排放强度产生非线性影响。

基于科技创新门槛效应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强度研究

为了实现碳减排目标和碳中和愿景,以中国30个省份(除港澳台、西藏)2012—2019年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以科技创新为门槛变量,运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方法,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从全国整体分析以及对南方和北方分别研究结果看,产业结构升级都会对碳排放强度起到抑制作用,相比较而言,北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小于南方地区;在科技创新的作用下,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既存在促进作用也存在抑制作用,只有当科技创新水平高于某一特定门槛值时,产业结构升级才会对碳排放强度表现为抑制作用。

浙江农业碳排放时序特征:总量、强度与结构

利用公开数据,从农业能源利用、农用物资投入、水稻种植和畜禽养殖4个层面构建碳排放量的测度指标体系,对浙江省及其各市域2010~2020年农业碳排放量进行测度,并对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源内部结构进行时序分析,研究发现全省或市域范围农业碳排放量和排放强度均呈下降趋势,从排放源内部结构来看,多数地市以畜禽养殖为主要碳排放源,不同市域碳排放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异。研究的政策涵义在于制定碳减排政策时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市农业产业结构的差异,水稻种植、农用物资投入和农业能源利用应成为今后一定时期浙江农业碳减排的重要领域。

数字经济发展、FDI与碳排放强度

促进经济低碳转型和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焦点问题.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能否促进低碳发展?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从投入、产出角度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Tobit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FDI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有显著抑制作用,且FDI增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降碳效应;数字经济发展与FDI对碳排放强度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本文为理解数字经济的碳排放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异质性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是传统金融服务和信息科技相结合的产物,通过构建线上金融服务平台和调整企业融资结构,对国家绿色低碳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本文基于2011年至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区域经济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作用越大;教育投入越多,数字普惠金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效果越明显;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建设越完善,数字普惠金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作用越显著。

数字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

数字金融工具的广泛应用有利于缓解碳排放压力,为“双碳目标”的加速实现提供了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集,采用双向固定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对碳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来降低碳排放;空间溢出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对邻近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提出相应建议以促进碳减排。

数字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中国2011年至2021年286个地级市的数据,主要研究数字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揭示了数字金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新渠道。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的碳排放强度。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地区和企业层面的融资约束、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这两种渠道降低碳排放强度。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在东部地区、资源型城市能够更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强度。文章不仅为系统理解数字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积极推动“碳达峰”和“碳中和”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省际绿色金融对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的调节效应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时代背景下,绿色金融成为助力旅游业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2001—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自下而上”法测度中国省际绿色金融指数和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在此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究绿色金融对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剖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①在时序上,中国旅游业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绿色金融水平总体呈增长趋势;在空间上,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增的分异特征,绿色金融水平呈现出显著的“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空间分布格局。②绿色金融、绿色技术水平可以显著降低旅游业碳排放强度。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增强绿色金融对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并对绿色金融与旅游业碳排放强度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

农产品出口贸易、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碳排放强度

利用2005—2019年30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和西藏)面板数据,在对农业碳排放强度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业碳排放强度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总体上提升了农业碳排放强度,表现为正的结构效应、负的规模效应和负的技术效应;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东、中、西与东北四大板块中,只有西部地区农产品出口贸易降低了农业碳排放强度;随着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提升,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果逐渐减弱,而后转为抑制。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优化农产品出口贸易结构;加快农业绿色技术创新和引进;提高数字乡村建设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分析

农业碳减排关系着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抑制农业碳排放强度,实证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方面,不同维度和不同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对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果不同。作用机制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促进农地流转来抑制农业碳排放强度,且农地流转发挥着完全中介效应。非线性效应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存在双重门槛,其不同发展程度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呈现出“缓—增—缓”的变化特征。因此,为促进农业碳减排应进一步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同时还应加强政策引导,继续推动农地流转。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能源是促进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但大量碳排放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产业结构升级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7—2021年国内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产业结构优化不仅为当地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其空间溢出效应可以带动邻近地区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但是该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2)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技术进步影响碳排放强度。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碳排放强度领域的研究。

城市客运交通方式碳排放强度比较

为比较不同城市客运交通方式的碳排放水平,提出城市客运交通碳排放强度评价指标,构建城市客运交通碳排放强度测算模型,结合Kruskal-Wallis检验和Bonferroni校正方法,分析不同城市客运交通方式碳排放强度的显著差异性,并采用k-means聚类方法,研究不同运营里程轨道交通的碳排放强度.研究表明:(1)定员人公里碳排放因子(RPCF)和实际人公里碳排放因子(APCF)指标均能有效评估城市客运方式的碳排放强度,但2个指标之间具有明显、不可忽略的差异.(2)从RPCF和APCF的平均水平来看,城市公共交通相较私人交通均具有明显的低碳优势.RPCF均值由大到小排序为:汽油小汽车、纯电动小汽车、柴油公交车、天然气公交车、城市轨道交通、纯电动公交车,取值分别为40.69,21.26,14.86,11.63,8.81,5.28gCO_(2)/(人·km);APCF均值由大到小排序为:汽油小汽车、纯电动小汽车、城市轨道交通、柴油公交车、天然气公交车、纯电动公交车,取值分别为113.02,59.06,43.14,42.47,33.24,15.07gCO_(2)/(人·km).相较于RPCF,城市轨道交通APCF的低碳优势减弱.(3)总体水平来看,城市轨道交通、柴油公交车相较于纯电动小汽车不具有低碳优势,天然气公交车和纯电动公交车相较城市轨道交通具有明显低碳优势,纯电动公交车是最低碳的客运方式,汽油小汽车是最不低碳的客运方式.(4)相较于低运营里程轨道交通,目前高运营里程轨道交通发挥出了更大的低碳优势.运营里程为0~70,70~200,200~400,400~600,600~800km的轨道交通对应的APCF分别为86.03,57.43,51.71,34.11,33.41gCO_(2)/(人·km).

数字经济对工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在新时代产业转型与环境治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解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帮助工业产业减排,以制定更精准的减排策略,本文基于2005−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数据),利用调节效应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异质性及其溢出性.结果表明:①2005−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指数一直在快速增长,而工业碳排放强度则在逐渐降低;各省份之间差异较大,“高度数字化的省份”和“数字化不足的省份”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中西部省份的工业碳排放强度一直高于东部地区.②与非资源型省份和东部地区相比,资源型省份以及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各种正外部性显著降低工业碳排放强度,而这种影响也会通过作用于产业结构和城镇化而得到强化.③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显著,说明数字经济不仅降低了本地工业碳排放强度,这种影响也存在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与显著降低本省份工业碳排放强度不同,数字经济发展对周边省份却有促进作用;地理经济距离嵌套是影响数字经济对工业碳排放强度溢出的最主要因素.据此,国家要继续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发展,加强区域间低碳数字技术交流和产业融合,充分发挥数字经济通过技术渗透、产业结构优化、城镇化等方式对工业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作用;政府在出台减碳政策与制定区域规划时需明确各自的重点方向,为数字经济发挥低碳的正外部性提供保障,以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