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朱者赤: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否影响企业ESG表现?

绿色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最亮的底色。以“双碳”目标为背景,基于企业与客户的二元供应链关系,实证检验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对企业ESG表现的分维度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和S维度的表现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企业G维度表现的提升作用不显著。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通过倒逼效应提升企业ESG表现。短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末端治理”;长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前端预防”。当企业位于低碳试点城市、处于高碳排放行业时,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企业ESG表现提升并不能直接增加企业价值,但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倒逼企业提高环保投资水平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企业ESG表现显著增加企业价值,而且长期更有效。基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这一新研究视角,揭示了低碳减排与ESG实践的激励相容机制,不仅为深入理解我国碳试点的微观作用效果提供了新思路,而且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中国工业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影响中国工业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并从七个试点省份出发,选取2006—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政策的环境经济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和提升工业低碳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中国工业的低碳转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主要通过成本约束和结构升级途径促进工业低碳转型,而技术进步途径的作用尚未实质性显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研发水平更高的地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和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而在外商投资水平更高的地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

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与碳绩效——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利用数字化优势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已成为“双碳”背景下的必然趋势。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号理论出发,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碳绩效,并探讨了绿色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和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碳绩效,并通过绿色创新正向影响企业碳绩效水平。同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均能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高新技术企业和高市场竞争程度的情境下更为明显,但产权性质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厘清了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进而提升碳绩效的驱动机制,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与实践:基于微观企业股权资本成本的视角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企业减排增效的重要机制,引发了资本市场投资者对企业碳排放问题的关注,进而可能影响投资者对企业的风险评估与价值判断。手工整理中国各试点碳市场的控排企业名录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显著提升了控排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主要机制为投资者碳风险关注,但该市场机制存在明显的效应边界。进一步发现,当碳市场的初始配额实施部分竞价拍卖和非履约主体交易更为活跃,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更高和企业所在城市空气污染更为严重,以及企业非财务绩效表现更好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研究结论有助于更为全面的评估我国碳市场建设的经济后果,为该低碳环保政策的持续推广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参考。

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碳排放绩效改善的影响研究

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对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6~2022年我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作用机制及其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用能权交易制度显著降低城市碳强度和提升碳全要素生产率;(2)用能权交易制度有利于非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碳强度的降低,同时也有利于非老工业基地和非资源型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3)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通过结构效应、创新效应和监管效应等途径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4)用能权交易制度的碳排放改善作用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能够实现环境红利和社会福利相容发展。因此,稳步扩大试点政策范围,积极探索实现路径和推进区域协同是实现绿色低碳的重要保障。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现状与展望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全球各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其良好的政策兼容性、金融衍生性,在全球发展势头强劲。从政策制度的完善、全国性及区域性碳市场交易现状、自愿减排市场现状三方面对中国碳市场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综合考虑国际成熟碳市场发展经验、国家政策动向等因素,对中国碳市场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中国碳市场扩容是必然趋势,电解铝、水泥和钢铁将依次纳入碳市场;配额总量将不断下降,拍卖比例预计将达到5%;预期碳价“十四五”升至80~100元/吨左右,“十五五”升至130~200元/吨;电力市场与碳市场协同统筹发展是必然选择;碳市场和碳税联合使用将是未来政府控排管理的主要方式。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适时稳步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不断提高配额拍卖比例、系统构建企业内部碳核查与信息披露机制以强化碳管理效能与透明度等发展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与绿色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构建出绿色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推行视作准自然的实验,研究分析该政策对我国绿色高质量发展产生的政策效应。研究结论如下:该试点政策的推行对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并通过助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研究表明在该项政策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化程度、碳排放水平越高的省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显著。这一研究结论既是对助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证支撑,也是对推动我国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重要决策支持。

碳排放权交易对试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及溢出效应——基于PSM-DID和SDID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本文选用2003~2021年全国27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CETP)为出发点,用生态效率测度绿色发展水平,通过PSM-DID和SDID模型实证检验了CETP对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CETP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且通过了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2)CETP产生的创新效应对绿色发展有推动作用,但产业结构效应不显著;(3)CETP对周边试点城市产生了显著负向的溢出效应,但对非试点城市的生态效率无明显影响。最后,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我国政府激励企业碳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环境规制工具。本文基于2008—2021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从企业视角研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碳减排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1)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机制检验层面,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碳信息披露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政府的参与加强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的促进作用;(3)异质性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实施对非国有企业的碳减排效果强于国有企业,相比于非高耗能行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实施对促进高耗能行业碳减排效果更加明显。本文不仅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也为促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政策智力支撑。

考虑绿证和碳排放权交易的电力市场协同减碳效应与仿真

为解决电力行业降碳问题,同时考虑绿证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两种交易机制的协同降碳效果进行定量分析,建立以各厂商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双层博弈模型,分析可再生能源配额比例和碳减排率对厂商决策行为的影响。针对免费碳配额的分配提出一种新的碳配额核定策略,并利用Karush-Kuhn-Tucker(KKT)条件将双层模型转化为单层模型进行求解。研究结果表明:新的碳配额核定策略既可以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抑制煤电增长,又可以减少碳排放,助力“双碳”目标实现。该研究为各厂商联动及通过优化配置资源结构推动能源转型提供了参考。

碳排放权交易能否改善区域环境污染?——基于七个试点省市的合成控制法检验

统筹低碳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实现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否具有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效应探讨将是对环境政策协同治理效果研究的有效补充。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对区域环境污染展开综合评价,并采取合成控制法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区域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显著降低区域环境污染,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同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提升技术、优化能源结构两条路径改善环境污染。因此我国应在全国范围内因地制宜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完善优化能源结构、提升技术活力的相关制度体系。

碳排放权交易、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双碳”战略目标的提出契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工具,2013—2014年,我国建立了首批七个试点碳交易市场,近十年以来,此项政策的减排效果已经受到广泛认可,但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依然值得探究。基于2010—2019年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以首批七个试点碳交易市场的正式启动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讨该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从碳交易市场特征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在碳交易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过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此外,碳交易政策效果在非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高的企业中更强,并且碳市场的交易规模、流动性、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普及率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都对碳交易政策效果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碳配额价格水平也具有一定的负向调节效应。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作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重要制度之一,对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经济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利用200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分析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环境规制强度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影响有显著的调节效应;(3)融资约束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4)异质性检验显示,对于大规模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文章为理解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完善全国碳交易市场提供了政策启示。

市场型环境规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来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证据

“双碳”目标约束下,考察市场型环境规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对提升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发展“双赢”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A股8个试点行业2008—2020年的数据,在平行趋势敏感性检验和处理效应异质性检验的基础上,采用稳健估计量检验该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进一步考察该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和异质性。结果表明:①实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后,试点地区企业价值显著提升,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②机制分析发现,该政策能够通过改善企业ESG表现提升企业价值,分析师关注度则发挥了动态调节效应。分析师关注度通过调节中介过程的前后两个路径,既调节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又调节了企业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从而强化企业ESG表现的中介作用。③异质性分析表明,执法力度强、对环境治理高度重视及“开放经济秩序”营商环境的地区,该政策效果更为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对策建议,包括:聚焦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关键环节,积极健全碳市场配额的分配机制,充分发挥激励机制;规范企业ESG信息披露行为,不断完善分析师的“信息传递”与“外部监督”功能,持续强化ESG表现的催化作用;加强“有为政府”建设,提高当地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强化执法力度,并保持中性、普惠的竞争政策,以竞争性开放市场推动碳交易市场高质量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能提升高能耗企业韧性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当前全球经济模糊性、复杂性和不稳定性突出,企业韧性成为评价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新指标,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抓手。基于中国2009—2022年八大高耗能行业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高能耗企业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有助于提升高能耗企业韧性,主要通过发挥创新效应、信息效应和绿色治理效应提升高能耗企业韧性水平。内部控制水平和政府补助在这一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融资约束发挥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大规模以及高科技企业中,碳排放权交易对高能耗企业韧性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因此,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高能耗企业韧性这一微观层面的经济后果,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保持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我国新型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协同机制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影响广泛而深远的系统性变革。从建立健全碳定价体系出发,加快研究构建我国新型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协同机制,是适应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和支撑“双碳”目标实现的战略关键。基于新型碳税和碳交易的协同互补空间,依据协同理论从调控范围、碳价设计、信息共享、收益分配和国际协调搭建我国新型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协同的五维分析框架。未来可在范围互补、价格互补、成本优化、激励约束和预期适应五个方面构建我国新型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协同机制,进而对现有碳定价体系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和前瞻性改革。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新型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时代内涵和协同逻辑,为构建中国特色碳定价理论体系和协同机制提供启示。

论碳排放权交易合规中行政监管的制度优化

在双碳目标下引导碳交易企业积极主动地开展自我合规,是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重要路径,亦是国家行政监管模式发展成功的关键。规制理论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合规中的行政监管提供了规范性启示和有益性借鉴。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不断优化的过程,是回应型规制、智慧型规制和后设规制从理论逻辑转化为实践逻辑的过程。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存在立法规范相对滞后,风险管理明显不足以及配套机制付之阙如等问题,可从三个方面来推动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合规中行政监管的优化:完善协同性“碳合规”法律体系,提升碳排放权交易相关法律位阶,发布碳排放权交易合规管理指引;加强多元性“碳合规”风险管理,事前采取源头预防,事中贯穿风险沟通,事后加大处罚力度;结合我国“碳合规”管理的现状,建立行政执法和解、处罚裁量规则激励和社会声誉型激励等激励性“碳合规”监管机制,力图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思路与方案。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6—2020年中国254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评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能够促进城市工业低碳转型,但是辐射范围存在距离衰减效应;异质性研究显示,初始排放配额采用无偿分配的试点城市拥有更好的转型效果,北京和上海碳试点具有积极辐射作用,而广东、深圳和重庆碳试点则呈现消极辐射影响;空间检验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其他地区工业低碳转型会产生消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运行通过拓宽碳交易覆盖面影响工业低碳转型效果,但碳交易频率的增加并不会直接影响工业低碳转型的发展。

中国煤炭价格与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传导路径研究

碳市场作为新兴市场易受能源价格因素干扰,在“双碳”目标下研究煤炭价格与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以下简称为碳价)的传导路径,有利于碳市场的健康运行并助力其发挥减排作用。在梳理煤炭价格与碳价传导机理的基础上,利用DCC-GARCH模型揭示煤炭指数与碳价的动态关系,并运用VAR模型实证检验煤炭价格与碳价的传导路径及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效率与动态相关系数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煤炭价格与碳价存在显著动态相关性,并呈现复杂性和多变性;碳市场尚未充分发挥其创新激励效应,相较于能源利用效率,煤炭价格与碳价通过能源消费结构路径实现的传导更加显著;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是动态相关系数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而能源利用效率改变则不是。

碳排放权交易能促进地区能源结构低碳转型吗?

基于2005—2019年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以下简称为碳交易政策)对能源结构低碳转型的影响,并深入探究了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能够显著减少碳排放,并积极推动能源结构向低碳方向发展,其效果随时间逐渐显现。此外,碳交易政策还通过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进一步推动了能源结构的低碳化。进一步研究表明,碳交易政策在不同试点地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北京、天津和重庆的政策效应明显,而其他试点省市的政策效应则相对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