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价格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我国碳排放权试点的实证分析

我国于2013年陆续启动了7个碳交易试点,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市场已于2017年底启动。文章基于国内外已有的实践和研究,运用北京、上海、广东、深圳、天津、湖北6个碳排放权交易所的碳排放权价格数据,分析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宏观经济、工业发展、空气质量、季节气候等因素对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内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与国际市场、原油与天然气价格、宏观经济、工业发展、空气质量指数、季节气候等因素具有显著相关关系,且在不同城市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但与煤炭价格指标无显著相关关系。针对研究结果,文章从投资者、企业、城市、国家层面分别提出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6—2020年中国254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评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能够促进城市工业低碳转型,但是辐射范围存在距离衰减效应;异质性研究显示,初始排放配额采用无偿分配的试点城市拥有更好的转型效果,北京和上海碳试点具有积极辐射作用,而广东、深圳和重庆碳试点则呈现消极辐射影响;空间检验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其他地区工业低碳转型会产生消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运行通过拓宽碳交易覆盖面影响工业低碳转型效果,但碳交易频率的增加并不会直接影响工业低碳转型的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基于创新投入的证据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目标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而新能源企业是发展清洁能源的重要主体,那么该试点政策能否激励新能源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既有研究尚未对此做出探讨。鉴于此,本文采用2009~2019年沪深A股新能源企业和其同行业传统企业数据,用三重差分模型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促进新能源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该试点政策通过从生产端提高企业的减排和创新收益,以及从需求端扩大新能源产品的市场需求,激励新能源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进一步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促进新能源企业增加高质量的创新产出。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地区、非管制行业及采用配额有偿分配机制设计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新能源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与企业创新的研究,也对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具有启示意义。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与绿色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构建出绿色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推行视作准自然的实验,研究分析该政策对我国绿色高质量发展产生的政策效应。研究结论如下:该试点政策的推行对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并通过助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研究表明在该项政策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化程度、碳排放水平越高的省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显著。这一研究结论既是对助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证支撑,也是对推动我国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重要决策支持。

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中国工业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影响中国工业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并从七个试点省份出发,选取2006—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政策的环境经济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和提升工业低碳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中国工业的低碳转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主要通过成本约束和结构升级途径促进工业低碳转型,而技术进步途径的作用尚未实质性显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研发水平更高的地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和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而在外商投资水平更高的地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

碳排放权交易对试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及溢出效应——基于PSM-DID和SDID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本文选用2003~2021年全国27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CETP)为出发点,用生态效率测度绿色发展水平,通过PSM-DID和SDID模型实证检验了CETP对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CETP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且通过了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2)CETP产生的创新效应对绿色发展有推动作用,但产业结构效应不显著;(3)CETP对周边试点城市产生了显著负向的溢出效应,但对非试点城市的生态效率无明显影响。最后,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也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通过对2010—2020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行业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匹配分析,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该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同时这一政策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那些面临着较大外部监管压力和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此外,文章还通过运用链式多重中介模型深入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为推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创新驱动发展的融合提供了实证依据,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等考察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对于控排名单中上市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高污染企业,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强化高管可持续发展意识来提高企业履行ESG的积极性,尤其对ESG分项指标中的E和S影响显著。

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能否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实现我国“双碳”战略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文章利用2008-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倒逼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从而加快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且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研究还发现,政策效应存在异质性,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更易受政策的积极影响,且更有助于绿色发明专利水平的提升;机制分析表明,试点政策可以通过良好的创新环境、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以及财政支持进一步正向调节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公司治理效应——来自高管薪酬契约调整的证据

公司治理是企业决策与行动的基础,研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否有公司治理效应,有助于厘清试点政策对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本文认为,试点政策打破了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博弈均衡,需要对高管薪酬契约进行调整以达到新的均衡。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试点政策使企业调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且在高碳行业中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由于试点政策降低了企业业绩,为了提高企业绿色转型的内部动力,企业做出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决策。研究还发现,试点企业采用股权激励的可能性更高,并且那些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试点企业会有更多的绿色创新和更好的ESG表现。本文是对研究试点政策效果文献的补充,也能为如何激发企业环境治理的内部动力提供启示。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来自中国沪深上市企业的微观证据

探究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因素对于我国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以2012—2022年沪深两市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并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该结论的可靠性;机制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主要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推动数字化转型来促进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此外,调节效应和异质性检验结果都显示,企业创新能力越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大。

低碳城市建设、环境审计与企业碳排放--基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推动低碳城市建设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2008—2021年深沪两市A股工业企业的年度数据,将三次低碳城市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递归式中介效应模型等实证考察了低碳城市试点的碳减排机理及环境审计在此过程中的交互关系。检验结果表明:(1)低碳城市试点显著降低了试点城市企业的碳排放量,且该效应在高碳行业企业、工业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企业及媒体关注度较高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2)低碳城市试点与环境审计在促进企业减少碳排放方面存在互补关系;(3)机制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在低碳城市试点促进企业减碳方面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激励与惩罚: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从市场激励机制和市场惩罚机制两个角度,结合市场供需平衡的经济思想,借助“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波特假说”分析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及异质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选取中国2008—2019年30个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通过“污染避难所假说”倒逼高耗能、高污染产业退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通过“波特假说”牵引低碳产业或高耗能产业技术创新,拉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完善已经扩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征收碳交易行政性费用,通过行政手段提高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价格,并补贴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供给侧,加快完善北方高污染地区的碳排放交易机制,有利于更好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环境规制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法相结合检验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碳减排,但是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国中部地区的碳减排,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碳减排影响不显著;(2)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为中介促进了碳减排;(3)环境约束力度的强弱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强约束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更大。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基于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中介效应

分析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碳减排状况,为现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改进提供经验依据。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否存在碳减排效应,并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PSM-DID等方法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传导路径,最后分析试点政策的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1)试点政策显著降低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效应;(2)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都是试点政策实现碳减排效应的作用路径,绿色技术创新在降低试点地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中分别发挥了12.38%和5.51%的作用,能源结构转型则分别发挥了3.74%和0.47%的中介效应作用;(3)北京的碳减排效应在6个试点地区中最强,其次是上海和天津,湖北和重庆的整体碳减排效应较弱。研究结论为更好实现“双碳”目标、同时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的主要启示包括,要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减碳政策等。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否促进绿色经济增长

基于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视作准自然实验,采用SBM-GML方法构造全域GML指数来表征绿色经济增长,并使用双重差分法就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异质性分析表明碳交易政策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差异,东西部地区政策效果显著,而在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进一步的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加大环境政策力度和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

碳排放权交易提高了城市全要素碳排放效率吗?——基于内生方向距离函数模型的研究

减碳措施一般会带来总产出的降低,因此有必要从全要素效率的角度评估减碳政策。本文构建了一个方向距离函数模型,允许各决策单元有不等的减排因子,扩大了生产可行集的范围,同时采用了内生的方向向量,避免在选择方向向量时过于主观。基于这一模型本文重新测算了城市层面全要素碳排放效率,并实证分析碳交易政策对其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策能够提高城市全要素碳排放效率;中介效应表明,试点政策会通过产业结构和绿色创新等途径提高城市碳排放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试点政策对于高行政等级和人口规模较大城市的碳排放效率影响更明显。因此,应扩大政策试点范围、鼓励产业结构优化、推广绿色技术创新、制定因地制宜的试点政策等进一步提升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绿色发展效应。

“双碳”目标下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减排效应与区域差异

本文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交易试点的减排效应、机制及区域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碳排放权交易能够持续、有效地从总量、效率与公平方面降低试点地区碳排放水平,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碳排放权交易能够通过能源强度降低、能源结构转型和绿色技术进步有效实现试点城市的碳减排。(3)碳排放权交易减排效果存在异质性。从区域来看,减排效应大小依次为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从工业特征和环保政策偏好来看,老工业基地和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碳减排效果更好。(4)西部地区的碳减排效应主要源于能源强度改善和能源结构转型,绿色技术进步方面东部地区效果较强而西部地区存在明显挤出效应;老工业基地减排效应主要依赖于能源强度改善,非老工业基地则通过各种机制协同作用实现;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非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均能通过各种机制协同减排,环境保护重点城市通过绿色技术进步实现减排水平的突破。本文为中国因地制宜地发挥碳排放权交易作用,进而实现“双碳”目标和绿色转型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

研究目的:系统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以期为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建设和城市土地利用模式的绿色转型提供参考。研究方法:超效率SBM模型、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结果:(1)2006—2020年,我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碳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且这一结论得到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支撑。(2)试点政策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积极影响存在短期滞后性,总体呈现出波动特征。在试点范围扩大过程中,该影响具有明显的推广效应。(3)碳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提升城市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提升土地绿色利用效率。(4)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存在基于城市区位、规模以及类型的异质性,表现为该效应在中西部、大规模以及资源型城市中发挥更为明显。研究结论:扎实推进全国统一碳市场建设,持续支持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实施方案,赋能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稳步提升。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利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上市公司的数据,采取PSM-DID模型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的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实施后企业投资效率均显著提升,并无差异;大规模企业在政策实施后投资效率显著提高,小规模企业在政策实施后投资效率并未得到显著的提升。研究结论表明:要继续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更多的企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一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较高的难题,进而提高中小企业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