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共同边界的中国区域碳排绩效研究

本文将共同边界模型和DEA-BCC模型相结合,从共同边界角度和组别角度对全国30个省市的碳排绩效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得出碳排技术缺口比率,以评价具有不同技术的三大区域的碳排绩效和碳排技术水平。结果发现:共同边界下东部的碳排绩效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末,中、西部碳排绩效曲线呈倒U形特征;在碳排技术水平上,西部最低,与东部和中部差异明显。同时,利用Tobit模型分别考察了影响三大区域碳排绩效和碳排技术水平的因素。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实证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普及,企业如何利用AI赋能碳减排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的话题。然而,鲜有实证研究探讨企业的AI技术能力对其碳减排绩效的影响。从融合技术、合法性和市场竞争3个视角,采用企业层面的数据探讨企业AI技术能力对提升其碳减排绩效的影响以及情景条件。结果表明:企业AI技术能力越强,企业的碳减排绩效越好;在政府环保压力和市场竞争压力下,企业撬动AI技术能力提升碳减排绩效的动机越强,碳减排绩效越好。采用较为全面的视角检验了企业AI技术能力与其碳减排绩效的关系及情景条件,推动了碳减排的实证研究。

税收优惠、绿色创新与碳减排绩效——基于高碳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基于高碳行业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的样本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税收优惠对高碳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能够促进高碳企业碳减排绩效提升,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估计结果依然显著成立;税收优惠对不同技术属性、外部环境的高碳企业碳减排绩效提升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税收优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地处低碳试点城市的高碳企业的碳减排绩效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引入税收优惠和高碳企业碳减排绩效提升之间,通过中介机制检验分析发现针对高碳企业而言,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税收优惠和碳减排绩效提升之间确实存在中介效应。同时,税收优惠与环境规制之间有显著的政策协同效应。

政府压力对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国家发改委对地区碳减排目标责任考核为切入点,考察了政府压力对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影响。选取2014～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政府压力对企业碳减排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在高、低碳排放行业中无显著差异。针对碳减排财政政策传导机制建立博弈模型分析并通过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对处于高碳排放行业的企业给予信贷优惠支持以促使其碳减排,而低碳排放行业的企业通过碳减排可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事后奖励。研究表明我国现阶段碳减排政策具有一定的效果。

绿色金融对流通业碳减排绩效的影响研究

绿色金融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推手,能助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有机统一,有力促进流通业碳减排绩效提升。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2-2021年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分析绿色金融对流通业碳减排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绿色金融对流通业碳减排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绿色金融会通过促进科技创新,助力流通业碳减排绩效提升;绿色金融对流通业碳减排绩效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鉴于此,本文提出健全绿色金融发展体系、加强绿色技术创新运用、因地制宜完善碳减排制度的建议,希冀有效促进流通业碳减排绩效提升。

环境保护税如何影响企业碳减排绩效: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环境保护税作为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重要税收制度,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基于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样本数据,使用递进式回归方法,分析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碳减排绩效具有显著促进效应。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稳健。机制效应检验结果发现,环境保护税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正向作用于企业碳减排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保护税对碳减排绩效驱动效应在技术密集型企业与高税额标准地区内企业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应完善环境保护税监管体系,强化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实施差异化环境保护税征收制度,充分发挥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碳减排绩效的促进效应。

环渤海经济区碳减排绩效评价

利用非参数方向性距离函数,分别从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结构2个方面,分析测算了2005年~2014年10 a间环渤海经济区各地区的碳减排绩效水平。结果表明:环渤海经济区整体碳减排绩效水平较高,不考虑能源消费结构会低估该地区碳减排绩效水平。京津两市碳减排绩效水平较高,未来减排空间较小;河北省、辽宁省和山东省在2种方案下的差值较大,说明这3个省份的能源消费结构欠合理,未来减排空间相对较大。最后,针对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特点,分别提出了减少碳排放的实施建议。

公司治理机制与企业碳减排绩效相关性探析——基于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的分析

实现减排与增收“双赢”是现代公司治理的重大目标。以2009-2021年沪深A股高耗能企业为样本,分析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碳减排绩效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1)单一治理机制中,股权制衡度与碳减排绩效负相关,独立董事、薪酬激励以及股权激励对碳减排绩效发挥积极作用;(2)整体治理机制中,股权制衡与薪酬激励的互补效应,股权制衡与股权激励、独立董事比与薪酬激励之间的替代效应。上述发现对优化公司治理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助推“双碳目标”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与高耗能企业碳减排绩效

绿色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以2011—2019年高耗能上市企业为样本,构建双固定效应模型验证绿色创新对高耗能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影响效应,并以数字化转型为调节变量,解析数字化转型作用下绿色创新影响高耗能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内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绿色创新可显著提升高耗能企业碳减排绩效水平,数字化转型则正向调节绿色创新对高耗能企业碳减排绩效的提升作用。考虑行业异质性时,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数字化转型调节效应显著,但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受到绿色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尚不明显。研究结论为推动我国高耗能企业提升碳减排绩效、实现“双碳”目标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绿色技术创新与流通业碳减排绩效

“双碳”目标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提升流通业碳减排绩效的关键。本文选用面板数据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绿色技术创新与流通业碳减排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流通业碳减排绩效,并在空间层面表现出“东部>西部>中部”的异质性格局;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化转型提升流通业碳减排绩效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且相比于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更强。据此,提出加强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多措并举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因地制宜建设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议,助力流通业碳减排。

“双碳”背景下汽车行业碳减排绩效评价分析

尽管国家积极倡导“双碳”目标,但大家对于汽车行业双碳问题的关注却很少,然而汽车制造企业作为能源消耗和排放的主要行业之一,自然是减碳的重点,因此,本文通过投入产出的视角,选取了汽车行业中的9家企业,基于SBM-DEA模型,对其进行碳减排绩效的数据检验和分析,发现我国汽车行业的总体碳减排绩效水平不高,并且技术应用和管理水平均偏低,行业内各企业碳减排绩效相关数据披露也不全面。同时对我国汽车企业的碳减排绩效的改进提出改进措施,为我国汽车企业的低碳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省际碳排放绩效及2020年减排目标分解

文章采用非参数化标准DDF模型测算了中国各省区的碳排放绩效,并基于效率与公平视角提出两阶段模型对中国2020年减排目标进行了省区情景模拟优化分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各省区低碳技术效率与边际减排成本呈现由西向东、由北向南逐步提升的非均衡发展特征。基于人均公平与相对效率的减排目标模拟分配结果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既考虑到省际发展的公平性,同时又兼顾了低碳产出相对效率的地区差异,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碳交易制度对企业碳减排绩效影响

本文通过构建基于多主体的碳交易仿真系统,运用计算实验方法,分别对碳配额分配、排控目标、市场结构等碳交易制度对企业碳减排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在大部分情境下,行业对标法分配碳配额、提升排控目标强度能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减排,提升企业碳减排环境绩效;碳交易制度对企业碳减排环境绩效的影响和市场供需状况相关,从动态视角看,影响效果随着时间推进愈发明显。(2)企业实施技术减排能产生正的经济绩效,是对“波特假说”的有力支撑;同时,在大部分情境下,严苛的碳交易制度将削弱碳减排经济绩效,则印证了“波特假说”的对立观点:环境政策影响经济绩效。

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的碳减排绩效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采用方向距离函数模型,从碳减排产出效率、碳减排强度及碳边际减排成本三方面对广东省21个市(含下属县、区)和四个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碳减排产出效率匹配进行绩效分析,从政府部门角度提出推动减排技术创新、调整能源税收结构、建立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及将区域的碳边际减排成本作为初始定价标准依据等四项建议。

碳绩效与财务绩效

企业为什么自愿花费资源进行碳减排活动?该研究旨在通过考察企业碳绩效与财务绩效间关系来回答这个问题。研究采用美国标准普尔500公司样本,利用碳排放数据计量碳绩效来考察企业碳绩效与财务绩效间关系。为了减缓内生性问题,研究运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碳绩效和财务绩效正相关。研究还发现,财务绩效好的企业的碳信息披露透明度更高。企业碳绩效和财务绩效可以兼得的证据表明,兼负财务与社会责任的企业高管之所以愿意从事碳减排活动,是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企业的绿色形象,还可以获取切实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