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规制对低碳技术创新产学研协同水平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碳规制对低碳技术创新产学研协同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碳规制对低碳技术创新的产学研协同水平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提高碳规制强度可以提升低碳技术创新的产学研协同水平。分地区回归发现,碳规制对东中部地区促进效果较为显著,对西部的效果不显著。此外,地区工业化水平、地区研发能力、地区法治水平和地区基础设施水平也与低碳技术创新的产学研协同水平正相关。

政府碳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碳减排策略的动态演化博弈仿真分析

为探究“碳中和”目标驱动下,政府碳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碳减排策略的演化博弈关系,通过采用系统动力学与演化博弈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了政府与重污染企业静态混合策略演化博弈模型,并基于政府动态碳惩罚、动态碳补贴、动态碳价与动态碳税策略,进一步提出了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剖析政企双方策略的互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是否采取碳规制措施和企业进行积极碳减排技术创新的成本与收益会直接影响博弈结果,当政府采取动态惩罚、动态碳补贴、动态碳价及动态碳税策略时,该博弈模型存在稳定的Nash均衡点,且VENSIM仿真结果表明:政府动态碳规制策略优于静态碳规制策略,其中动态碳规制策略从优到劣的排序为:动态碳补贴、动态碳价、动态碳税、动态碳惩罚。

低碳规制、能源政策调整与节约增长转型——基于发达国家经验的比较研究

我国能源与环境问题具有对称性特征与压力,应将低碳规制作为降低消耗、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工具。借鉴美日两国的低碳规制、能源政策、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融合的经验,中央政府应加强低碳规制战略的顶层设计,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和发展目标,通过中国特有的"发展型"地方政府传导到企业,微观上则应更多地依赖市场机制,以实现资源节约型低碳发展转型。

发达国家碳规制对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

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采用碳规制迫使发展中国家参与总量减排,从而对后者全球价值链升级产生重要影响。从理论上而言,发达国家碳规制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动力和能力。采用27个发展中国家和中国9个制造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证实,碳规制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及其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导致全球价值链中部坍陷。为应对发达国家碳规制对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阻碍,发展中国家应加强合作,积极争取发达国家的援助;对中国而言,应把推动碳规制约束下沿线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切入点。

碳规制对中国产品内贸易的影响研究

中国是全球产品内贸易的第二大参与者,也是未来欧美发达国家碳规制的主要影响对象。碳规制通过直接影响高碳产品出口和间接影响进口两条途径来影响产品内贸易,采用混合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碳规制对中国产品内贸易具有负面影响,且对进口的影响大于出口;若欧美等国对每吨碳排放征收30美元或60美元的碳关税,中国产品内贸易的进出口总规模将分别下降10.42%和24.31%。为应对欧美等国的碳规制对中国产品内贸易的影响,一是应根据"共同但有差别"的减排原则进行积极申诉;二是在全球产品内分工中积极朝低碳方向进行升级;三是若边境碳调节税开始实施,应根据生产者责任原则,以实际内涵碳作为征收依据,减少其不利影响。

低碳规制的“效率困境”内生性因素分析——基于“认知-态度-行为”模型的调研

"十一五"期间,我国低碳发展取得重大成绩,但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措施遭遇了"政策供给高成本"和"生活模式高碳化"的激励效率困境,低碳规制效率呈现出"中央-地方-公众"逐层递减的现象。政府作为低碳治理的核心行动者,其低碳理念、行动偏好和行动意愿是导致低碳规制产生效率损失的内生性因素。政府低碳治理的问卷分析表明,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低碳意识,但在低碳理念、治理动力和规制偏好上存在博弈性偏差。

低碳规制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竞争力分析

世界各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对国际贸易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碳标签制度对于出口产品的碳排放量做了明显标识,其实施是低碳规制在贸易中的重要体现;WTO也开始关注环境、碳排放与贸易议题,这些都对国际贸易格局和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区域分布结构和贸易方式产生了影响。长期看,我国高碳产品出口比较优势将失去,但是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带来的补偿效应,增加低碳产品出口份额和竞争力,将提升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

碳规制对中国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探究——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2—2014年美国、日本、法国、英国、西班牙与中国贸易的相关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碳规制对中国出口商品竞争力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碳规制对我国出口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技术水平的上升可以削弱碳规制对中国出口贸易竞争力的负向影响。为应对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碳规制,中国需要参与多条价值链、积极发展高技术低碳产业。

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能源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探究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碳排放规制在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碳排放规制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驱动作用越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金融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此,提出构建“常态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化”的碳排放治理机制、加快“科学化”的创新基地平台建设、加快“精准化”的资源配置结构升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低碳”发展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

地区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过程中,必不可少地需要法律法规发挥调节与规制作用,环境规制在各个试点地区是否符合预期地发挥了碳减排效应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文章选取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六个试点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分析了试点地区碳排放交易管理地方规章对于地区碳排放的效应。研究发现:地区碳排放权交易环境规制与地区碳排量呈现显著负相关,说明这一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地区碳减排,但具体效应存在地区差异性。文章研究有助于从立法层面上完善相应的法规和政策工具,推动全国范围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建立,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双碳目标约束下电力行业低碳转型的制度门槛效应研究

电力行业低碳转型不仅关系本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达成,也影响着中国总体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对于促进经济社会低碳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碳排放规制对电力行业低碳转型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碳排放规制促进了电力行业低碳转型,并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受财政分权程度与市场化程度影响,碳排放规制对中国电力行业低碳转型具有门槛效应。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升,碳排放规制对电力行业低碳转型促进作用呈现边际递减趋势。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碳排放规制对电力行业低碳转型促进作用呈现边际递增趋势。本文为“双碳目标”约束下,加快推进电力行业低碳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动态博弈下引导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政府低碳规制研究

低碳技术创新是解决高排放的重要手段,本文首先针对低碳技术创新复杂系统进行分析,根据政企双方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博弈状态和博弈形成机理,建立了动态赋时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的决策做出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系统性能指标的时间量特性影响。政企在低碳技术创新行为决策博弈中,某一时段的目标函数取决于当前双方的博弈状态和前一时段演进过程中博弈结果。然后,建立了动态博弈下的企业目标决策模型和动态博弈下政府目标决策模型,以利润最大化来组织生产的企业,政府的低碳规制会直接影响企业低碳技术创新决策行为,政府的低碳经济与环境保护责任目标要求企业的单位排放量的销售额是稳定增加的,或者单位销售额的排放量的稳定下降,这就要求不断地进行低碳技术创新。最后,给出了双重集成引导低碳规制的路径选择方法,并以安徽省部分调研企业数据为例进行了仿真应用验证,验证结果表明所设计的低碳规制路径的合理性,为低碳环境下政府制定合适的引导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政策规制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

碳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异质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是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根本动力,研究碳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异质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空间数据为基础,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构建技术进步异质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模型,以检测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GTFP的空间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碳环境规制下的R&D投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碳环境规制下的DS对GTFP的影响始终为负,并存在门槛效应;碳环境规制下的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污染避风港”效应和“污染晕轮”效应。通过技术进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当同时考虑技术进步的一致性和区域特征。

碳交易规制强度能否促进企业创新投入?--CEO年龄和公司年龄的联合调节作用

为探讨中国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实际成效,以2013—2017年中国碳交易试点地区控排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碳交易规制强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基于高阶视角和资源基础视角验证了CEO年龄和公司年龄的单独及联合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碳交易规制强度能明显促进企业滞后一期创新投入,在中国情境下验证了波特假说;第二,CEO年龄会负向调节碳规制强度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拥有年轻CEO的公司,碳规制强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第三,公司年龄会正向调节碳规制强度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公司年龄越大,碳规制强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第四,CEO年龄对碳交易规制强度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还依赖于公司年龄,公司年龄越大,碳交易规制强度对年轻CEO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基于碳交易规制的易腐品订货决策研究

基于经济批量订货的思想,对冷链产品的制造商订货模型进一步深化,构建了不存在碳排放上限且不考虑碳交易机制、存在碳排放上限但不考虑交易机制、考虑碳交易机制订货模型,并主要通过数值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结论表明:在不同的碳交易规制的环境下,需要对采购的策略(订货批量,订货周期)做出较大的调整来重新达到订货总成本最优,基于碳交易规制的订货模型具有更低的成本。另一方面,通过碳交易机制的方式实现有效的碳减排效果是有条件的,在不同的外界环境条件下,应该采用不同的碳规制措施和方法才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量。

碳税规制的清洁技术偏向效应研究——一个分工视角

基于迂回生产的超边际分析,文章构建一个使用中间技术(污染技术或清洁技术)迂回制造最终产品的理论模型,从分工视角研究了碳税规制(排污税或减排补贴)影响清洁技术偏向的微观机理,揭示出污染型完全分工模式、清洁型完全分工模式和过渡型完全分工模式结构对碳税规制的清洁技术偏向效应具有异质性。具体结论表明:政府实施碳税规制(排污税、减排补贴等)会对清洁技术偏向产生显著正向效应,并且在"结构跳跃"阶段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而有利于打破污染型完全分工结构的锁定效应,推动经济结构升级至清洁型完全分工结构。文章关于环境政策激励清洁技术偏向的理论创新,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转型,特别是从污染技术的分工结构转向清洁技术主导的分工结构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碳税规制下供应商参与对企业减排决策的影响分析

研究了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制造商组成的供应链,建立一个以供应商作为领导者、制造商作为跟随者的两阶段斯坦伯格博弈模型来分析供应商参与对企业减排决策的影响,分析比较了供应商参与和不参与减排两种情况下制造商和供应商的最优决策,并通过算例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碳税与消费者碳排放敏感度对最优决策的影响。

政府监管视域下碳排放规制与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演化仿真研究

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是节能减排应对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举措,但创新的外部性与高投入特征导致企业创新内在激励不足,需要政府制定碳排放规制以实现对企业低碳创新的外部激励。本文基于政府监管视角,构建了碳交易和碳税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演化博弈模型,开展了碳规制工具组合交互性的仿真模拟。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效果受到碳交易价格、企业创新带来的可交易碳量和企业不创新时碳超排量等市场因素的影响;当碳交易政策激励企业创新作用有限时,政府必须提高直接可控的碳税征收税率并配合以合适强度的监管才能保证政策协同促进企业创新的效果;进一步研究表明,当政府对创新企业实行减税政策时,碳交易政策效果可以得到强化,进而政策协同促进企业创新效果得以优化。

碳税规制下地方政府与企业减排行为分析

碳税规制的作用机理是地方政府向企业征收碳税,从而提高企业的碳排放成本,倒逼企业进行低碳技术创新,促进低碳发展。本文基于有限理性假设,构建了碳税机制下地方政府与企业减排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碳税税率和博弈双方各要素对策略选择的影响,并对动态演化过程进行了仿真,以期为建立有利于低碳发展的碳税税制提供理论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碳税税率对于碳减排效果有重要影响。碳税税率越高,地方政府进行监管的力度越大,企业执行碳减排的力度也越大,并且只有超过一定阈值的碳税税率才会促使企业节能减排工作的顺利进行。(2)降低监管成本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监管的积极性,政府应当建立第三方监管机制和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以降低监管成本。(3)企业减排成本对企业碳减排执行力度有反向影响,政府应支持企业进行低碳技术研发,加大低碳技术推广应用力度,进而降低企业的减排成本。

碳披露规制下企业碳减排项目投资决策分析

工业企业是碳减排的重要责任主体。通过分析碳披露规制对企业碳减排决策的影响路径,将熵权-TOPSIS法引入企业碳减排投资决策过程,并以减排技术投资为例,分别对强制型和非强制型碳披露规制下企业碳减排决策过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的碳披露规制下企业进行决策的侧重点不同,导致最终决策结果有所差异,且节能减排效果显著的项目比初始投资成本低的项目更具优势,大力减排是企业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