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服务协议行政规制的检视与完善

平台服务协议的行政规制,不仅是数字经济时代用户权益保障的重要举措,而且有助于推进合同法实质化的趋势。就功能主义视角来看,行政规制能够弥补司法规制之个别性、被动性调整的局限,发挥全面性、主动性规制的优势。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既有行政规制在理念上落入格式合同规制模式的窠臼,在具体制度方面存在对象混同、内容简略、手段落后等问题。有鉴于此,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完善:一是在宏观层面上,应考虑构建统一的行政规制体系,并顺应平台经济的发展趋势,推动行政规制理念革新。二是在微观制度上,有必要通过设立专门机构、改进示范协议和构建分类分级的备案审查制度等方式,充分实现对平台服务协议的预防性控制和动态监管。

平台经济背景下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困境与出路——以平台服务协议为中心

平台服务协议是平台连接消费者的主要渠道,也是平台经济中消费者权利保护的重要场域。平台经济运行模式的特殊性和缔结平台服务协议的便捷性,使得平台服务协议中消费者权利保护面临新的挑战。对40份平台服务协议文本的实证考察表明,以限制账号权属、制造信息差距、逃避经营风险和设置救济障碍等为典型的不公平条款,在当前各类平台服务协议中普遍存在,现行法也因此陷入了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数字化困境。此种困境的根源在于,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的基础关系存在非均衡性,而平台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这种非均衡性持续加剧:在主体层面,平台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和垄断趋向,消费者处于被动接受保护的状态,双方在服务协议缔结的过程中不具有对等性;在内容层面,平台服务协议内容的烦琐晦涩和频繁变更加剧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规制层面,现行法的规制理念与制度体系未能获得理想的效果。破解平台服务协议中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困境,应在主观上适度修正平台经济中消费者“弱而愚”的人像假设,激发消费者群体“为权利而斗争”的主体性意识;客观上,一要采取措施降低维权成本,为平台消费者寻求司法救济创造条件;二要重视发挥预防性行政规制的优势,弥补司法规制的固有局限;三要激活平台对服务协议的提示说明义务,以解决消费者与平台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保理视域下应收账款瑕疵法律问题研究

保理业务中,频繁发生的欺诈行为大多指向瑕疵应收账款。保理资产证券化背景下,瑕疵应收账款流入资产池,具有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瑕疵应收账款转让亟需私法层面的制度供给。在保理法律关系中,应收账款充当标的物,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围绕应收账款而呈现差异化样态。保理交易三角化模式下,磋商对等性障碍需要消除。保理合同独特的复合基因,为探索多元化瑕疵应收账款转让规制路径提供了客观基础。

非常态缔约规则:现行法检讨与民法典回应

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交换正义,现代合同制度开始从消费者进路或格式条款进路,关注由当事人之间磋商对等性障碍引发的非常态缔约规则问题。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制,一般经历了从单行法回归民法典的过程;在再法典化国家,对消费合同的调整,亦部分或整体地由单行法晋级为民法典的内容。我国民法典合同编就格式条款之规制,在体系化地整合现行法以及完善具体规范方面任务艰巨;而且,在合同编中回应消费合同之缔约规则问题,也不失为较优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