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集体行动的重大转折——2005年、2012年涉日游行示威活动之比较

涉日游行示威活动与其他集体行动、集体行为相比,因在目标合理性、涉及空间、参与主体等方面明显不同而在我国集体行动中自成一类。比较2005年和2012年涉日游行示威活动,可以发现,这两次活动在动员手段、组织化程度以及目标设置方面存在着共同性,但在暴力程度、理性爱国的主流价值观建构以及政府的处置方法方面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要疏导此类游行示威活动,需要依法治理,切实贯彻实施《集会游行示威法》;允许社会组织介入,提高游行示威活动的组织化程度;公安机关需以科学方式进行现场处置。

关于保障公民集会游行示威权利的思考与建议

在处于转型社会的中国,集会游行示威作为公民一项基本权利,具有表达意愿、舒解民怨、监督政府、沟通社会的积极作用。自195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公民就有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多年来并未施行。2008年北京奥运会给我们提供一个集会游行示威的好机会,遗憾的是没有将这一理念践行。随着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形势,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宪法赋予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权利,探讨它的积极意义和现实可行性。

民众示威抗议的警务处置模式之变迁——以美国为例的讨论

针对民众的各类聚众抗议行为,美国政府的警务处置模式经历了从"武力升级"到"协商管理"、再到"策略性限制能力"三个阶段的变迁。"武力升级"模式强调使用逐渐升级的武力以压制和驱散示威抗议者,维护或迅速恢复秩序;"协商管理"模式强调警察与抗议者在事前进行充分的协商和沟通,优先保护公民的表达权利;"策略性限制能力"模式则依赖监视、情报收集和空间控制,使抗议者丧失采取破坏性抗议方式的行为能力,在充分保障公共秩序的前提下允许公民行使表达权利。"协商管理"模式是美国警务处置风格的一次质的飞跃,重塑了当今美国应对示威抗议的基本架构、法律程序和警务理念。"策略性限制能力"模式更多的是在应对新挑战、融合前两种警务处置模式基础上的警务创新。

域外民众示威抗议之暴力行为的法律治理

民众抗议表达是现代民主政治社会的普遍现象,防治此种表达中的暴力行为则是政府治理的核心关切所在。示威抗议必须遵守和平义务,此即民众表达权利行使的内在界限。和平义务的核心内涵包括预防和禁止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为确保民众抗议表达和平进行,武器的禁止、暴力行为或暴力倾向行为的禁止以及对可能刺激或挑起暴力行为的限制或禁止,构成为法律规范集会游行示威的主要内容。参考借鉴这些法律规范,以建构一套确保民众和平有序表达集体诉求的制度管道,是我国法治建设中极重要且迫切的工作。

巴西民众示威游行对我国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决策的启示

巴西民众示威游行反对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影响生活质量,提醒我们思考举办赛事的利弊和决策方式。它启示我们办赛要量力而行,要留有余地,要科学决策。建议让办赛与业绩脱钩,使体育赛事回归自然;采用群策群力的方式,提升决策的合理性;有所为,有所不为,让赛事惠及地方百姓;建立问责制度,杜绝铺张浪费;创新办赛模式,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

公安机关引导下的集会游行示威:一种减少群体性事件的新思路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而维权几乎成了公民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目的。群体性事件的实质是以集群的方式表达某种诉求或者意见,其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违法性。对群体性事件处置采用弹压模式,不仅容易造成矛盾升级激化,而且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会使得矛盾和负面情绪积压。对此,我们可以改变思路,由公安机关引导公民进行集会游行示威,为公民维权和表达意见打开一条新的道路,从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节约处置的成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实施困境及对策探讨

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颁布已多年,但在现实中却鲜有获批准的合法的集会游行示威,大部分集会游行示威陷入合宪但违法的境地。这与《集会游行示威法》对公民集会游行示威权的限制过严有关,也与主管机关在执行过程中维稳的思维误区以及角色错位有关。要改变这一现状既要正确认识集会游行示威的制度化对民主政治的健全和社会稳定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修订《集会游行示威法》以保障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基本权利,又要明确公安机关事前依法审批、事中有效管理和事后依法追惩的角色职责。

集会游行示威法的立法价值

自从2008年8月份北京宣布设立集会游行示威区以来，不少新闻媒体关注北京市公安局处理集会游行示威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布，8月份以来，北京市主管机关共接待申请集会游行示威77起149人次。其中，境内人员提出申请的74起146人次，境外人员提出申请的3起3人次。此外，还接待有关集会游行示威的咨询22起24人次，其中，境内人员咨询13起14人次，境外人员咨询9起10人次。

关于《集会游行示威法》的思考

集会游行示威法》的诞生给了中国公民一个全新的法制理念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颁行该法是十分必要的。该法体现了高度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

谈公民游行示威的行使与限制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必须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法律,建立人民申诉制度,使宪法制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同时依法制止滥用权利和自由的行为”。为贯彻十三大精神,本文拟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游行示威法》的基本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一)新宪法颁布以来,公民行使游行示威权利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韩农示威引发的反全球化思考

2005年12月13至18日,在香港举行的第六次WTO部长级会议遭遇了来自一些国家和地区农民的示威抗议。包括韩国农民在内的不同肤色的人齐聚香港,呼出一个共同的声音:反对经济全球化,声讨富国欺压穷国。

破坏性游行示威的治理

破坏性游行示威是否会产生,主要取决于公众和政府的成熟与理性,以及相关法制体系的成熟度。由于政府对公民游行示威限制过严,公民和政府缺乏民主实践的锻炼,导致政府和公民理性程度不足,相关法制体系也不成熟度,破坏性游行示威因此多发。为了预防和应对破坏性游行示威活动,一方面应该厉行法治,切实保障公民游行示威的权利,同时严厉打击游行示威过程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应该建立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现场处置能力,逐步实现公民游行示威活动的常态化。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法律思考

在现代社会,衡量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主要是看这个社会对权利的法律规定。看一国之法是否先进首先是看这个社会是以权力为本位还是以权利为本位的,这是立法的根基。本文从权利的法律保障、权力的法律制约以及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三个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进行简要的分析,讨论了在现代社会中,权利与权力的制衡机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中的运用。

香港地区与内地集会游行示威处置之比较研究

在当代社会,社会矛盾突出,集会游行示威事件频发。我国警方在集会游行示威事件的处置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在社会转型期的形势下,不断出现新的矛盾和变化,我国国内在集会游行示威现场处置方面仍需进一步地探讨和总结。通过香港地区和内地集会游行示威处置的比较研究,汲取香港警方集会游行示威现场处置机制中的有效性,可以为内地警方对这类事件实行有效的处置和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以更好地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为和谐社会建设保驾护航。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法律思考——从权利和权力关系的角度

在现代社会，衡量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主要是看这个社会对权利的法律规定。看一国之法是否先进，首先是看这个社会是以权力为本位还是以权利为本位，这是立法的根基。从权利的法律保障、权力的法律制约以及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三个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讨论了在现代社会中，权利与权力的制衡机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中的运用。

游行示威专区的新突破

北京奥运会期间，已经设置了专门供游行示威人员表达自己意愿的地点，包括丰台区的世界公园、海淀区的紫竹院公园和朝阳区的日坛公园。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众多媒体和民众的关注，一些网络媒体还使用“合法集会场所”、“奥运游行示威公园”等吸引读者的眼球，并很快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试析韩国社会的烛光示威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韩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为举行烛光示威活动提供了前提条件。2002年美军装甲车撞死女中学生事件引发了第一次烛光示威,烛光示威所具有的鲜明和平特点,使其迅即成为象征韩国新时代的示威方式。此后韩国相继举行了反对派兵伊拉克、反对弹劾总统、反对进口存在感染疯牛病风险的美国牛肉等烛光示威活动,并在2016年爆发了"烛光市民革命"。在"烛光市民革命"中,市民建立了弹劾总统的广泛统一战线,成功实现了政府更替,从而在韩国现代史的前进方向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加拿大集会游行示威处置警务机制分析及其启示

本文将通过分析2001年4月在加拿大魁北克市举行的美洲首脑会议和2002年6月在加拿大卡那那斯基举行的八国集团会议期间,发生的两个反全球化的抗议示威活动的处置,探讨加拿大集会游行示威处置警务机制的转变,以期为我国认识和管理集会游行示威提供借鉴。

德国警方反恐怖工作机制及对非和平性集会游行示威的处置

2002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笔者随北京市公安局高级警官培训团赴柏林警察局接受了为期21天的业务培训。在培训期间,与柏林警方一起就德国警方的反恐工作机制、非和平性集会游行示威的处置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有针对性的交流与探讨。从而初步了解和掌握了其工作机制、处置程序。

我国集会游行示威自由与规范

本文以近几年频发的"群体性表达事件"为切入点,提出其作为法制外集会游行示威权的尴尬地位;进而以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为坐标,分别对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文本规定与其他国家有关集会游行示威规则进行分析比较;最后,本着务实与渐进的原则提出了重新审视并改进我国集会游行示威相关规则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