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券示范判决机制的生成路径

示范判决机制是一种解决群体性纠纷的重要方式。我国法院在处理证券案件中的示范判决实践,回应了平稳妥善解决证券群体性纠纷的现实需求,能够与调解等非诉机制相结合,应当将此种实践予以规范化。示范判决机制存在一定的弊端,可以考虑引入退出制集团诉讼,集团诉讼引入后示范判决机制仍有价值,且两种纠纷解决方式也可并存。在引入集团诉讼的前提下,需要明确平行案件原告在示范案件中的程序性权利。若不引入集团诉讼,则可以引导受损主体将程序性权利委托给维权组织行使,间接保护受损主体的程序性权利,并可辅以共通事实与共通的法律适用标准拘束力的单向扩张模式。

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示范判决+多元调解”的诉讼模式构建

由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多、难、小、久的特点,导致按照普通一审民商事案件审理的此类案件会造成成本高、资源浪费、效率低的情况,司法实践急切需要高效、便捷、资源充分利用的诉讼模式。从制度构建成本来看,相较于集团诉讼、代表人诉讼、公益诉讼等,示范判决模式为构建成本较低的选择;同时,示范判决与多元调解能够有机衔接。在“示范判决+多元调解”的诉讼构造上,应着重解决示范案件的选定、示范案件的判决、平行案件与示范案件的关系、平行案件与多元调解的衔接等,并完善激励措施和技术性辅助措施。

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的实践反思与改良路径——以京沪深三地法院的探索为分析样本

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是高效解决群体性证券纠纷的重要方式,京沪深三地法院为该机制在我国落地生根进行了有益探索。然而,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在运行中存在程序启动主体单一化、平行案件当事人权益保护不周延、示范案件诉讼费用承担不合理、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机制的关系不明确等问题。有必要从遵循本土化构建的基本理念、发挥投资者保护机构支持诉讼的作用、加强对平行案件当事人的程序保障、优化示范案件的费用承担方式、合理定位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机制的关系等方面着手,改良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有效化解群体性证券纠纷。

论我国证券先行赔付引入示范判决机制的制度化展开

2015年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部门文件规定了先行赔付制度,实践中先行赔付方案的制定没有公权力的介入和监督,也没有经过司法程序确认;投资者和其他连带责任人都没有参与制定方案,导致方案确定的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遭受反对,影响赔付进度以及保荐机构向其他责任主体追偿。示范诉讼制度设立初衷符合先行赔付制度追求的效率目的,并且弥补后者在顶层设计的缺陷,增加先行赔付方案的权威性。在示范判决中构建中央代理人机制,赋予平行案件原告程序性权利,确定尽可能多的被告,明确示范案件裁判的效力扩张范围,避免限制当事人处分自由,有助于一体化解决先行赔付主体与投资者、其他责任主体的争议,从而真正实现先行赔付制度的立法目的。

示范判决机制下投服中心的作用研究

证券群体性纠纷需要特殊的纠纷解决机制,示范判决机制的确立为此提供了有效的处理机制。基于示范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平行案件可以采取多元化解方式,其中投服中心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有限责任公司为组织外衣,投服中心作为证券金融公益机构弥补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不足,同时满足了市场服务的需求。投服中心作用的发挥使得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机制的完善逐渐向市场主导倾斜,建构起公权保护和私权保护的双重框架。

论我国民商事群体性纠纷示范诉讼程序再造——基于842份示范诉讼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示范诉讼具备公正高效化解民商事群体性纠纷的功能,已在不少法院铺开适用,但运行中仍存在顶层规则阙如、程序运行失范、效果不尽如人意等问题,有必要对示范诉讼进行程序再造。示范诉讼程序设计要坚持形式正义、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当事人程序处分权与法院诉讼指挥权之间平衡,司法公正与诉讼经济有机结合的价值取向,充分发挥公平秤、平衡器、减压阀、过滤网四个维度功能。

示范诉讼契约之研究

所谓示范诉讼（Musterprozess）系指， 某一诉讼之纷争事实与其他（多数）事件之事实主要大部分相同，该诉讼事件经由法院裁判後，其结果成为其他事件在诉讼上或诉讼外处理之依据，此判决可称为「示范判决」（Musterurteil）。狭义而言，在纷争当事人问须存在有一明示或默示之协议，择定某一诉讼事件作为示范诉讼，协议当事人可即为示范诉讼之两造（例如：在一部请求之情形）或一造（例如：基於同一原因事实之侵权行为人， 或在保证关系之情形），但亦得约定以他人间所进行之诉讼作为示范诉讼（例如：在不同雇主与劳工间所生类似之劳资纷争），并约定在示范诉讼之判决确定前，其他未起诉之当事人暂不起诉，己提起诉讼者，则停止进行，待示范判决确定後，以该判决作为其他同类纷争解决之准据，在当事人问具有拘束力，此协议即称为「示范诉讼契约」（M usterprozessvertrag）。示范诉讼契约在内容上乃数项协议之结合，包括「停止争讼协议」或「不起诉协议」以及「拘束力协议」并得视当事人之需求，包括：「愿连受强制执行」之声明、「不得为舍弃或认诺」之协议、「应上诉至最高法院或最终审级」之协议等。示范诉讼契约为诉讼契约之一种类型，因此，基於当事人之程序处分权、程序选择权，为使当事人之程序利益受到保护，并赋予其平衡追求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之机会，只要不涉及公益之违背，有损於司法资源之合理分配或诉讼经济，均宜承认当事人得就各该诉讼进行之相关事项予以约定，而有其合法性，具有契约之拘束力。当事人－造如违背契约中之约定，他造当事人得提出示范诉讼契约作为抗辩。示范诉讼契约一方面具有裁判外纷争处理之制度机能，透过示范诉讼契约之缔结，可保留当事人自主解决纷争之优点，尊重当事人对於纷争解决方式之选择；另一方面在同类之其他纷争以示范诉讼之判决为处理、解决之依据时，亦保有以司法机关之裁判作为纷争解决依据之优点，有助於社会大众预见法之所在及其发展，具有明确化及安定，化法律秩序之机能，此乃其他法院外自主性纷争处理制度所欠缺者。除此之外，示范诉讼契约亦可与修正後之选定当事人制度或团体不作为诉讼相互配合，以解决多数同类纷争同时或先後系属於法院之问题。不过，由於纷争当事人众多，常难以期待所有当事人均能缔结示范诉讼契约，而宜考虑由法院依职权桦定示钝诉讼之可能性。在我国现行法之解释上，此虽得依有关合并辩论、诉讼停止、职务上已知之事实、织权调查证据等相关规定予以处理，但仍有其界限，且欠缺配套之整合规剖，如未明文规定，恐较易滋生运用上争议，宜考虑立法予以规范。

证券群体性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以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和示范判决机制的联动为视角

《证券法》第95条规定了普通代表人诉讼和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后者以"退出制"为亮点,赋予了投资者保护机构具有唯一的诉讼代表人地位。然而,由于投资者保护机构资源有限,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主要用于解决个别的典型重大案件,加之普通代表人诉讼制度难以发挥实效,因此,绝大多数的证券群体性纠纷依旧面临司法救济匮乏的困境。鉴于示范判决机制以高效、批量解决群体性纠纷为目标导向,具有与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分工配合、并列运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故建议构建示范判决机制与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互为补充的证券群体性纠纷化解机制,从而兼顾司法资源有限性与投资者权益保护。

我国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滥觞与完善

随着证券领域内群体性民事纠纷案件的持续增多,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应运而生。我国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经历了从不予适用到初步探索再到适用框架基本形成的发展历程。新《证券法》和上海金融法院发布的《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机制的规定(试行)》规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较以往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既有传承也有创新。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借鉴域外经验规定了"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尽管如此,目前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仍存在不足之处,如未将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文件中,未明确地、实质性地取消证券纠纷立案的前置程序,未能妥善协调代表人诉讼制度和示范性判决制度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地规范证券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建议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明确取消证券纠纷立案的前置程序,赋予法官或者当事人在示范性判决机制和代表人诉讼制度之间的选择权。

论我国证券期货纠纷示范判决机制的制度化展开

不同于域外示范诉讼制度,我国证券期货纠纷示范判决机制是一种将诉讼审判镶嵌在调解制度中的纠纷解决系统,具有混合型ADR的性质。基于这一前提,我国在对示范判决机制进行制度化展开过程中,应分别在程序启动和调解协议拟定两个阶段,构建起当事人合意达成机制,以确保制度运行的正当性基础。同时,应根据先期集中调解、示范诉讼以及再次集中调解阶段不同的功能定位,分别进行有针对性的程序设计。最后,其纠纷解决方案的最终实现,应以当事人自愿履行为主,以获取强制执行力为辅。对于第一种实现路径,可以通过建立股票市场的信誉机制和凭借调解协议的程序法功能予以保障。

《跨国界承认和执行与破产有关判决的示范法》与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

当前我国已同时成为世界第二大外国投资目的国和对外投资国,企业涉及跨国界破产案件的数量日益增多。但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跨国界破产法律制度,《企业破产法》中关于外国破产判决承认和执行的规定过于简略,在许多方面不具备可操作性。2018年7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颁布了《跨国界承认和执行与破产有关判决的示范法》,对与破产程序紧密相关判决承认和执行的范围、程序、理由、救济等问题做出了专门规定。该法凝结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成员的集体智慧,对我国与国际规则迅速接轨,加强在跨国界破产领域的国际合作,完善我国现有承认和执行规则有重要借鉴作用。本文对其进行分析,并由此提出我国现有规则的完善建议。

我国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

2020年3月我国新《证券法》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特色证券集体诉讼制度正式确立,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降低诉讼成本、打击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该制度制定时间较短,司法实践经验不足,存在着诉讼专业化水平低、法院审判资源有限、投保机构参诉积极性低以及特别代表人诉讼职责监管缺位的现实困境,为保障我国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顺利实施,应着力于提高审判专业化水平、探索示范判决与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相结合、建立激励机制并设立诉讼代表人专项基金、健全司法监督机制。

全国首例证券群体性纠纷示范判决解析——投资者诉方正科技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2019年1月,上海金融法院发布全国首个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的规定,并以方正科技虚假陈述系列案件为试点对示范判决机制进行全流程实践。方正科技案示范判决,对近年来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中呈现的有关行政处罚与民事侵权的关系,因果关系的认定,投资差额损失的计算方法,证券市场系统风险扣除比例等诸多常见法律争议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论证,总结归纳了一定的司法裁量标准,创设性地构建了精细化审理方法,对同类案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群体性证券民事纠纷的示范诉讼及其程序构造

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违法违规现象呈高发态势,证券民事纠纷频发、类型多样且群体性特征明显。现行证券纠纷解决机制虽然为投资者提供了多元化的救济选择,但群体性证券民事纠纷的解决依然是个难题。示范诉讼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群体诉讼模式,为我国破解群体性证券民事诉讼困境提供了新思路。我国法律层面虽然没有关于示范诉讼的正式立法,但司法实践中类似示范诉讼的做法却并不少见。这些以裁判经验形式存在的证券示范诉讼,由于缺乏稳定的形态和内容而难以被常态化。可借鉴德国《投资人示范诉讼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我国实践层面的证券示范诉讼进行程序构造,使其成为解决群体性证券民事纠纷的常规机制。

中国示范诉讼机制的法律构建——以证券欺诈民事纠纷案件为视角

示范诉讼与集团诉讼、代表人诉讼的机制均是群体性纠纷处理机制的解决方式,三种诉讼机制和而不同。示范诉讼是基于我国目前国情处理证券欺诈民事纠纷的有益尝试,其有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基础,可以有效化解当下亟待解决的净化资本市场、维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司法需求与有限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均有示范诉讼的制度雏形和实践经验,这些实践经验对我国有借鉴意义。但在构建我国本土化示范诉讼机制时,要具体考量程序设计、示范案件的挑选、生效判决的扩张以及其他案件当事人诉权的保障。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进行谨慎的制度设计,发挥示范诉讼延伸的功能价值,也是司法改革与能动司法的应有之义。

债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制度应“内外兼修”

当前,债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制度仍有诸多需完善之处。在外部层面,新证券法规定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后,基于代表人诉讼的强大威力、债券虚假陈述纠纷的案件特点等,今后的债券虚假陈述民事纠纷中,代表人诉讼应当与既有的示范判决制度协同适用。在内部层面,债券虚假陈述赔偿诉讼前置程序已取消,应处理好其带来的辐射效应,如重大性、诉讼时效认定等;基于债券虚假陈述纠纷的群体性特征和代表人诉讼制度诸多程序流程,完善的诉讼信息平台将在债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中发挥重要作用。

证券支持诉讼的实践探索与思考

证券支持诉讼这一创新机制的建立,系基于对我国'散户'权益救济现状的分析,借鉴域外司法实践,用好、用足现有法律机制所进行的制度创新。证券支持诉讼制度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了支持诉讼对象选择专业性、公开征集模式创新性、宣传教育针对性等特色。为克服证券支持诉讼申请投资者数量激增、诉讼周期长等诉讼'瓶颈',探索与构建示范判决制度具有必要性。

证券先行赔付制度的定分止争功能与效果的反思——以欣泰电气欺诈发行先行赔付专项基金后续争议为引入

我国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于证券先行赔付制度均未作出明确规定。2015年12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次以部门文件的方式规定了'保荐机构先行赔付制度'。在实践中,由于保荐机构制定的先行赔付方案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且未得到司法确认,先行赔付方案确定的赔付范围和标准往往难以得到投资者及其他虚假陈述责任主体的完全认同,因而在先行赔付后又频频发生纠纷,使先行赔付并未实现其'定分止争'的功能。本文认为,可以在先行赔付的操作中引入'示范判决机制',由投服中心代理投资者向保荐机构提起证券支持诉讼,通过'示范判决'确定虚假陈述争议焦点、赔付范围和标准,真正实现先行赔付后案结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