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谱学的自我观念与儒家的示范伦理学

本文讨论了传统儒家哲学自我观念中“普遍性自我”、“有机性自我”与“关系性自我”三种主要理解模式中的各自缺陷,并借助于对汉字如何在历史上“系谱学”式的生成过程的了解,提出“系谱学自我”的观念,认为“系谱学的自我”观念将有助于将儒家伦理的本性理解为一种共同体的和示范型的伦理,而不是绝对个人主义的和律令型的伦理。

道德感动与儒家的德性示范伦理学

存在论意义上的"感动论"可以作为儒家伦理学说的核心与基础。"感动"作为枢纽和端口不仅启动人类的道德行为,而且还将存在论层面上的感应一方面与认知层面上的道德感觉与感知,另一方面又与心理情感层面上的感情、情绪与同情连接起来。它使两者相互作用,生发与形成道德感通、感悟与道德知识,从而影响与指导我们的道德生活。基于此概念辨析,可以说,儒家伦理的本质就在于它是立足于情感本位之上的德性示范伦理学。通过区分伦理学的价值层面和伦理学的实践层面,可以有效地化解道德两难的困惑。儒家的示范性道德人格,体现的是某个或某些道德德性的风范,这些道德示范和风范的重要性,就在于其在平凡生活中彰显德性,从而感动、激励和范导人们做好人,行善事。

从伦理道德基础看中西禁忌语的差异

禁忌语在跨文化交际中有着十分大的影响力。中西方因为不同的文化与伦理道德基础,在禁忌语上存在很大的差异。通过对中西禁忌语差异的伦理道德研究,可以为跨文化交际提供一些启示:中西禁忌语的现象非常复杂,理解中西伦理的差别可以从本质上掌握这些差异,为跨文件交际解除一些障碍。

道德金律、恕忠之道与儒家伦理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一准则在西方基督教伦理学中被称为道德金律，在东亚儒家伦理学中被称为忠怒之道（本文建议改称恕忠之道，理由见文中讨论）。本文从对基督教道德金律现代命运的讨论反观由孔子首先倡导的恕忠之道，并试图指出中西方对伦理学基础的思考路向的根本不同：与基督教道德金律的神谕本质相违，孔子的恕忠之道从一开始就是人间之道；基督教的道德金律揭示出西方绝对律令型、规范性伦理学的本质，孔子的恕忠之道作为人间之道则彰显出儒家教化型、示范性伦理学的本色。

法治视域下先秦儒家伦理的价值与困境

全球化的经济并没有带来一个西方模式的全然同质的全球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核心是'仁、义、礼'伦理体系,这个体系将家庭伦理与政治原则混同,无法使同样的规则平等地适应于每一个人,但儒家伦理的'示范伦理学'特色相对于'规范伦理学'在今天具有值得珍视的合理性,儒家的修身原则可以对人格的塑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现代民主依然需要人格的魅力,这是儒家对现代民主可以贡献的重要内容。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己”的辩证探义

对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恰当理解需从“己”出发。首先,作为一般的理解,自我的“己”是从“行为施与者”转换为“被施者”的立场后以自我价值排序为行动准则,而这所体现的“己”的主观性正是学者经常批评的。由此,若把其中的自我价值排序换成他者价值排序可有效消减自我主观的想法,这是一种基于移情的理解。但基于移情的“恕道”只是单方面的行为施与,还未能真正体现儒家伦理的根本,而将“恕道”置于儒家示范伦理的动态生成中,既能有效消减“己”对他人的主观施加,也能真正体现儒家的伦理价值。

道德教育的空间思维——伦理空间视角下的道德教育

伦理是人的普遍性的延展,具有空间性蕴含;伦理的空间性首先意味着伦理空间的结构化整体图示;伦理的空间性昭示组建完备的各层次伦理实体即现实伦理空间的各类地标;伦理实践即伦理的空间化过程,空间伦理表象即个体内心的道德地图。以此为基础,针对当前中国伦理重建的困境与道德教育的现实状况,有效的德育目标要呈现结构化的整体伦理格局,将学校组建为示范性中介伦理实体,把道德地图作为学生道德成长表征的学校道德教育理论设想。

“圣贤气象”与生命风范——宋代理学“圣贤气象”论的美学解读

“圣贤气象”为儒者的有机生命在日常生活中呈现于他者的意象,是感性与理性、生命与形式的统一,具有着整体性、时机性与主体间性的特征。以德性为主,知识、思想、经验、性格、气质等要素均参与到“圣贤气象”的主体生成之中。尽管宋代理学存在着“理性压倒感性”的倾向,但“圣贤气象”的根源并不在于此,而在于两者之间所形成的动态和谐关系。于宋儒而言,“圣贤气象”是具身化的道之显现,具有感性的美感并不断呼唤着他者的感知,成为了儒家经典诠释的重点和儒家示范伦理得以维系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