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家礼文化及其时代价值

礼是基于民族心理、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形成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典章制度与文化样态,是维护家庭和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重要手段。中华礼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是由礼义、礼仪、礼节、礼制、礼器、礼乐、礼教、礼法、礼治、礼俗构成的体系,家礼亦然。家礼文化是传统家礼在价值理念、仪式、制度、器物以及教化等行为活动等多层面的体现,比家法、族规、家训等其他家文化形式更具有仪节的庄严性、礼义的教育性和制度的规范性等特点,在家文化和中华民族整个礼文化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家礼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治家、齐家、教家的重要制度文化,也是当代优良家德、家风培育和公民礼仪文明建设的丰富资源。借鉴传统家礼以仪立范路径涵养公民个人品德,吸收传统家礼伦理内涵滋养良好家风与淳朴世风,继承弘扬传统家礼称情立文的撰订原则助推社会礼仪文明建设。

《礼记·礼运》:先秦儒家礼学思想的理论奠基

《礼记·礼运》是儒家礼学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篇,它以孔子与言偃对话的方式,详细阐述了礼的起源、礼的本质和礼的价值。孔子认为礼的产生源自于大同社会的破坏,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法则,它源于最初的食品献祭,来自于自然,是人的生存需要,所依据的是天理和人情,是道与义的统一,故礼与义二者相辅相成,这也是礼之价值所在,是人类社会重新回归“大同世界”的基本途径。它是先秦儒家对“礼”的认识的最为系统的理论阐述,以此文为纲,可以深入了解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礼学思想及其精髓,也为当下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重要基础。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礼记》中的“八珍”

《礼记》,原有《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大戴礼记》称《大戴礼》。《小戴礼记》即常谓之《礼记》,据传为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所作,西汉戴圣所编。东汉以后,《大戴礼》逐渐散佚,《礼记》有49篇流传下来至今。《礼记》内容十分广博,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哲学、农学等,是后世研究上古社会生活特别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从《仪礼》《礼记》看同义动词的历时替换

《仪礼》与《礼记》两部文献,在内容上有较为密切的关联,在时间上有一定的距离,可以作为历时比较的语料。通过调查梳理发现,表示“往适”“返回”“站起”“上升”“下降”“穿戴”“结束”“改变”“等待”“佐助”“遇到”义的几组同义动词存在历时替换关系。一方面,对各组词的出现频次进行了统计,展现同义动词的替换情况;另一方面,考察了各组词句法功能的异同情况。同时,对同义词历时替换的机制进行了阐释,认为多义化导致的词义负担加重是原有词被后起词替换的主要原因,这一词汇演变现象可以用“择一原则”来解释,而语言的“喜新厌旧”心理和方言因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周代裼袭礼辨疑

裼袭礼是周代典礼中常见的仪节之一,涉及周代贵族穿着裘衣之法、裘衣与裼衣色泽配合原则以及裼裘与袭裘的礼义等问题,《礼记》等屡有提及,而语焉不详。两汉以后,此礼亡佚,学者异说纷呈,莫衷一是。礼有“盛礼”与“非盛礼”之异,前者要求“充美”,后者则要求“见美”。裘衣之外加裼衣作为文饰,谓之“见美”;在裼衣外用另一件衣服覆盖,称为“袭”,谓之“充美”。裼袭乃是专为裘而设,因裘而有裼与袭,绝非专为聘礼而设。春、夏行礼,葛衣之外加罩衣,虽或有裼袭之义,但不得蒙裼袭之名。学者分歧之根源有二,一是郑注“裼者,免上衣见裼衣”与“凡襢裼者左”,所指非一,贾疏误混,并以为吉凶皆袒,后儒遂以丧袒、射袒、罪袒与裼袭之袒为一,致使经义淆乱。二是文字讹误,裼袭礼之“袒裼”当如段玉裁之说作“但裼”,如此则经义自清。《玉藻》入公门的规定可证表裘、袭裘乃未与裘服配合使用的裼衣、袭衣,袭衣确为充美之衣的专名。周代君臣礼服于细微处见名分,两国交聘,君臣同服麛裘,而主国之君以素衣为裼,使臣以绞衣为裼;裘服君用纯色,袖口处臣用杂色。三年之丧,丧服亦有相应之变化。

何博礼与协和寄生虫学及热带病学研究

何博礼(Reinhard Hoeppli,1893—1973),著名瑞士籍医学寄生虫学家,于德国完成临床医学训练后从事与寄生虫相关的临床病理学研究并获理学博士,此后曾于美国进行线虫研究。1930—1952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简称“协和”)第二任寄生虫学系主任并负责北京协和医院的寄生虫相关标本检验工作。何博礼在协和工作期间发现了著名的“何博礼现象”,并为推进中国的医学寄生虫学和热带病学发展贡献颇多。除学术成就外,在协和被日军侵占期间,其以瑞士领事身份为协和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努力。本文主要就其在协和工作期间对医学寄生虫学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及外交贡献进行介绍。

仪式表演和公共情感——《礼记·月令》与中国早期的感物经验

在月令图式中,四时物候的更迭是一个程序,诸多文本均具有这样的叙述结构。从四季兴替的自然时间到仪式表演,显示出月令图式影响到社会行为。从祭祀仪式的意义看,感物的发生逻辑在于天时引发阴阳二气之动,促成自然物变,引发人心之感,形成感通互动的境域。在此一语境中,祭祀物色与所处季节直接相关,祭物参与仪式展演,成为意义的生成方式。月令图式是祭祀仪式的根据,这一图式展现出物候、农事和政令的协调。因而,感物与礼制场景直接相关,感物应物候之变,感人循礼制之限。在早期文本中,物不仅是外物,更是祭祀之物;情不仅是私人情感,也是公共情感。通过情实现群体的共鸣,是仪式表演的抒情策略,它最终指向家庭、族群和社会,在更高层面实现它们之间的协调。因此,在礼制背景中,所谓中国文学抒情性,其早期形态并非指向个人情感,而是指向公共情感。

仪式剧视阈下的杜甫“三大礼赋”

天宝九载(750),杜甫预献“三大礼赋”,包括《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这些作品以浪漫的文学想象描述了唐玄宗祭祀老子、祖先和天地神的活动,实际是唐代祭祀仪式的文学呈现。在“三大礼”祭祀中,鬼神信仰、仪轨流程、礼乐教化等元素共同作用于整个祭典过程,明显展现出后世戏剧的种种特质。“三大礼”祭祀的目的在于祈福于天和宣扬正统,其表演以庄严的动作流程感召观看者,相当于一场官方仪式剧,展现出古代礼乐文化的教化作用。

论朱子的通礼思想——以《仪礼经传通解》为中心的考察

四库馆臣提出的“通礼”概念包括四点涵义:一是汇辑而不是注疏古今礼书礼制,二是兼顾天子至于庶人的礼制,三是贯通三《礼》经传记注疏,四是不注重论辨以发明经义。而朱子在《仪礼经传通解》一书中,绝不是简单地将原有三《礼》经传记与注疏合并而已,其书名并不能真正反映其实际内容和理论体系。朱子在《仪礼经传通解》中实际是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七礼体系,即“通礼”体系,包括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其实质是与《大学》修齐治平的修养阶梯打通,更加切于以“礼”新民、导民化俗;其通礼思想至少包括会通三《礼》、会通古今、士庶通用、义理与度数并重等四点内容,深得孔子“时为大”的中庸思想。

“礼坏乐崩”语境下儒家乐论的建构与重构

西周制礼作乐,建构起了以“德”为中心的音乐理论,作为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礼坏乐崩”的整体背景下,礼乐被僭用,音乐下移,导致了乐与礼相分离,于是儒家便以“礼”为中心对乐论进行重构,使乐的核心由外在仪式乐舞转而强调乐所内蕴的礼义精神,推崇雅乐、抑制“郑声”。在“新声”风靡、雅乐式微的形势之下,儒家又引“诗”入乐,对乐论进行了二次重构,突出乐本人心、生于性情的本质,将声、音、乐都纳入乐的范畴之中,揭示乐的审美特性,以增强雅乐的生命力,乐也由“礼”之乐被阐释成了“诗”之乐。新的乐论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对既有乐论的扬弃,而是彼此共存,三种乐论叠加在一起造成了儒家乐论的层累性特征。

礼教论

礼是社会公认的集责任、权力、义务于一体的角色身份定位和全部行为规范的总称。广义的礼为全民之礼,规范全民,本质为人性,与动物本能相对而言,底线是利己不损人;狭义的礼为君子之礼,规范治国官员,本质为治国富民,与全民之礼相对而言,底线是利人利己。广义的礼学为民俗学、伦理学,狭义的礼学为治国富民之学。广义的礼教教育全民做人做事,为民俗学教育、伦理学教育;狭义的礼教教育官员治国富民,为国学教育。君子之礼来自全民而又高于全民,大大提高了全民的道德水平和规则意识。清末民国时期以“礼教”之名,将礼制、礼法、礼学、礼教等全部污名化,固然有解放思想、释放活力、结束帝制、创造共和的进步意义,但亦使社会行为失范。

《礼记》卑己尊人的礼学思想初探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礼义道德,中国也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华传统经典中有关“礼”的论述是社会道德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论语·季氏》中讲:“不学礼,无以立。”明确指出礼在人的自我成长和社会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礼是人与人交往中文明秩序的具体体现。《荀子·礼论》认为礼是一种能够“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度量分界”。如果没有礼的约束和限制,人的欲望就无法被满足,就会产生社会纷争、混乱和穷困现象。在古代中国,礼不只是体现为冠礼、婚礼、丧礼、祭礼、聘礼等各种具体形式,而且还体现为一种行为规范和做人品格。《礼记·曲礼上》中讲:“夫礼者,自卑而尊人。”将礼界定为一种自我谦逊和尊重他人的行为规范,是对礼在实践中精神品格的高度概括。本文将从探究《礼记》中卑己尊人的礼学思想入手,挖掘中华礼文化的谦逊精神和内省品格,以期对我国今日的道德文明建设有所补益。

清代跪叩礼与抱见礼的分流与演变

金国建立后,满洲跪叩礼与抱见礼皆呈发展与壮大之势。崇德称帝后,跪叩礼得到飞跃性发展,形成男女有别的等差性跪叩礼仪模式,并在顺治入关后继承明朝礼制时替换明朝礼仪中的拜礼,在国家礼制中全面铺展。抱见礼在金国时期发展出一定的等级性,并与跪叩礼组合使用,二者一度有合流态势。崇德后,抱见礼不仅没有得到发展与推广,反而呈现收缩之势,与跪叩礼发生分流,入关后这种趋势愈发清晰,在清中后期的国家礼制中更是接近消亡。两种满洲代表性礼仪出现不同的发展趋势,主要在于跪叩礼具有强烈的尊卑属性且适用场景广泛,而抱见礼相对平等、友爱且仅适用于相见场景,所以是否适应帝制政体下彰显皇权与等级性的礼制需求,成为决定二者在清代不同走向的根本原因。

承古拓新:宋元士庶丧礼礼仪因革与复兴

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在秦汉以后逐渐发生改变,原本施行于贵族阶层的冠婚丧祭诸礼日渐下移,到唐后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基本实现了“礼下庶人”阶层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古礼中的丧礼也得到了复兴。礼制在宋元时期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士大夫复兴宗法制度和匡正世风的需要。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均试图在不违背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对先秦丧礼礼制进行简化,以适应社会士庶礼仪文化的需要。相较而言,《朱子家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北宋吕大钧等撰修的《乡仪》和元代郑泳撰修的《郑氏家仪》,则是民间依据古礼撰修家礼文献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观射——一项儒家经典礼仪的意义建构

射礼作为古代八礼之一,曾在古人的生活世界占据重要地位。《礼记·射义》是研究射礼意义的重要依据,但后人鲜少从“射礼”本身的特点着手进行分析。箭与射箭是一种物品、一项活动,因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作为“男子之事”而形成独特的象征意义,并从而入礼;“射”作为“艺”,从习艺到进德是一个可以期待的过程,符合儒家对礼之德性意义的要求;“射”作为“礼”,完美结合了礼与艺共有的“体-履”不二的特点,并能充分发挥仪式的兴发力量。射礼的形成有其因果链条,每个关结点逐次展开,射礼的意义也便自然展现。同时,正因为“射”在古代的独特象征意义,为射礼的消亡埋下了伏笔。

礼宜乐和:礼乐文明之枢机——从教化维度对中华文明韧性之根由的探赜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为什么富有韧性和生命力?从文化上说,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源于其独特的礼乐文明模式,特别是礼乐教化所蕴含的礼宜乐和的内在机理。从理论维度看,礼乐教化之机理可以溯源至《周易》中“文明以止”的思想,中国古代圣哲基于对人类自身有限性的洞察,以天人合一为依据,提出了“文明以止”的中国方案,陶铸了中华文明“因时而中”“合宜而止”的精神特质,使中华民族规避了极端化思维的“偏伤”。从实践维度看,先秦儒家通过“文之以礼乐”找到了“文明以止”的路径和方法;通过“礼之用,和为贵”澄明了礼的本质;通过“礼别异,乐合同”以及“中和位育”,昭示了礼宜乐和的文明枢机,揭橥了中华民族不勉而中、保合太和、生生不已之奥秘。

日用陶瓷产品中“礼”应用的相关研究

中国的造物设计同样历史悠久,瓷器对于人们来说,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更是重要的“生活情感容器。中国的造物设计,不仅包括了本民族的地域文化,也蕴含着大众心理活动,体现着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与人文情怀。所谓“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器是形而下,就是有形之物按照人的要求、按照人的意志而改变了它的原貌,使之获得一定的使用价值,这样的东西就称之为器,所以制作日用陶瓷器物期间,往往会将统治阶级的思想充分体现出来,而“礼”就是影响中国造物的重要的设计理念之一。

礼仪立校培根筑基——以礼仪小学校本课程开发为例

礼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仪教育作为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其成败既关系到学生公民道德素养形成、学校校风与人文环境的建设及发展,又会对区域文化与社会风气产生直接的影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应从国家、区域与学校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将基础教育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以保持其持续稳定发展的态势。因此,深入挖掘本土、本校的文化资源,运用区域文化优势,做好礼仪教育,以校本课程实现礼仪育人的应有价值,进而带动学校文化的良性、健康发展,是新时代小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试论仰韶时代礼的起源

仰韶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贫富差距显现,各个聚落群相继产生阶级分化,出现了大型礼仪性建筑、高等级墓葬和特定的礼器,孕育于原始宗教的礼制继承了其特质并发展。此时的祭祀已经颇具规模,有大型的公共场地、特定的祭祀形式和祭祀对象,神职人员已经成为统治阶层的重要成员。墓葬的结构和随葬品的数量质量都已经产生分化,尤其是出现了象征身份的专门化用器,已经具有礼器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