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礼、理关系研究

朱熹是儒家思想之集大成者,他的礼学思想也十分丰富。从天理之角度看,朱熹认为"礼者,理也",但同时也指出二者在内涵上有很大的差异,不能等同。朱熹的"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不仅为礼找到了形上依据,而且又体现了礼的经世价值,是对礼、理二者之间关系精当完备的解释。从性理的角度来看,以"礼"作为人的本性,得益于四端之情"因情见性"的作用,可以找到一定依据。从修养工夫论的角度看,朱熹认为一方面在践礼过程中要以"敬"为本,另一方面心中的敬畏之意也要通过"礼之节文"恰当地表现出来,二者相互交养,才能圆融渐进。

戴震性善说中的“礼”与“理”

在否定了宋儒的天理之后,戴震通过人性中的心知重新论证性善之说。而心知不仅仅是一种理性认知,更确切地说,心知指向具体伦理活动中的具体行为,指向人伦日用之礼。可以说,戴震或许忽视了程朱思想中的一些复杂面向,但是他对于宋明儒学中内向化、心性化的修养方式的批评,却同时体现出他对理学内部张力的敏锐洞察。戴震对于礼的重视,是因为他认为,人只有在人伦日常中,在一个由礼组成的共同体中,才能真正成人。

理学经世路线与曾国藩的理学经世

晚明以降，理学的空疏一面受到士子们猛烈地批判，理学主流的经世意旨却因此被忽略。其实理学主流无论程朱抑或陆王从未背离儒学经世的传统。曾国藩不仅对理学经世的精神意蕴多有阐发，而且尤其注意理学经世的路径。他明确揭橥“礼学经世”口号，不仅廓清了理学末流，恢复了理学经世的原旨，而且发展了理学经世路线，无疑是经世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理学经世的价值取向所蕴含的活力因素（务实精神。

论传统儒家的伦理体系及其局限

礼、道和理不仅是传统儒家的核心概念,而且由此可以形成儒家行为哲学体系。作为概念的礼描述了一个具体的动作,礼是行为。在对该行为的经验基础上,人们抽象出普遍之道。道描述了一种无形的、抽象的、普遍的观念。它成为具体行为之礼的标准。天理概念的出现将追问引向深入。天理不仅是普遍之道的客观依据,而且还是现实之礼的终极性法则并由此为礼给出了存在论证明,证明了礼的合“理”性,在绝对之理、普遍之道的支持下,礼成为正当的行为。这便是普遍性超越。如何从普遍观念走向具体行为,传统儒家缺少了某个重要环节。

宋儒《中庸》学的学术渊源与思想发展

《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属于《五经》体系的传记之学,主要是通论礼之本在人性情之“中和”。唐宋以后《中庸》独立出来,最后进入到《四书》体系,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经过理学家的不断诠释,《中庸》学成为理学心性论与修身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宋儒的《中庸》学以“理”释“礼”和“中”,使《中庸》学既能够继承早期儒家思想,又实现对儒家传统的思想超越。《中庸》成为《四书》核心经典,体现出唐宋变革后儒学在价值信仰和哲学思辨方面的思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