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春秋》“礼义之大宗”解

《鲁春秋》是鲁国的"史记旧闻",是周礼的重要载体。孔子所作《春秋》是一部蕴含"微言大义"的"经书",也是一部为后世立法的"礼书"。司马迁继承董仲舒首重《春秋》的经学传统,阐释其"明辨是非"和"拨乱反正"的内涵。《春秋》具有"礼义之大宗"的特质,由于存在"礼之所为禁者难知"特征,要发挥其"礼禁未然之前"的功能具有不小的难度。

汉代公羊学的“五始”诠释及义理价值

在《春秋》义例系统中,五始居于首位,先于三科九旨。经由汉代公羊学的层累诠释,五始成为《春秋》王道政治的开端与根源,与三科九旨共同构成《春秋》微言大义的总纲。与三科九旨侧重政教与礼法不同,五始侧重天道与自然,敞开了《春秋》由天道至政教、由自然至礼法的通道,蕴含着《春秋》言天道、王者贯通天人、政教本于天道的内在机理。汉代公羊学通过对五始的诠释,彰显《春秋》贵微重始,阐明《春秋》奉天法古,开启《春秋》作为礼义之大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