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于《论语》“礼之用”章对体用论诠释的反省

船山于《论语》"礼之用"章的诠释,主要是针对《四书章句集注》而来。朱子以体用论之说来诠释"礼之用"章,将"礼之用,和为贵"的"用"字诠释为体、用之用,而"和"字则训解为"从容不迫",有此从容之人才能显礼之可贵。船山则以为,"礼之用"章正是表现圣人制礼作乐的文化观,与体用论无涉,若依朱子的解法,则先王之制礼作乐并不足贵,而是要待行礼者从容不迫方才可贵。虽然船山学自身亦有强烈的体用义,不过船山认为对"礼之用"章套以体用论并不恰当。船山是将"礼之用,和为贵"的"用"字解作(礼之)"行于天下",而"和"字则谓"和顺于人心",即人心本具仁义礼智,而先王之制礼作乐便是和顺于此固有之要求而来,因此弥足珍贵。船山依此亦反对老子"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说法,老子只将礼视作外在的桎梏,却不知礼(乐)同于仁义等皆为内在,系人人本固有之。本文将对船山于"礼之用"章驳斥朱子诠释的部分以及回归先秦典籍脉络的解释进行探讨。

对“礼之用,和为贵”的再认识

"礼之用,和为贵"是儒家和谐思想的完整内容,但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错误地将儒家思想中的礼与封建礼教混为一谈,在传承儒家和谐思想时"礼之用"被刻意隐藏,片面地彰显"和为贵"。这已经对我们当代人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产生了负面影响,也对构建和谐社会极为不利。应该正确认识"礼之用,和为贵"之间的辩证关系,准确地古为今用。

《论语》“礼之用和为贵”章歧解辨析及教学策略

《论语》体大思精,历代注疏琳琅满目,然因版本、家法、师承、诠释视野、时代发展等因素,导致不同著家对《论语》有关章句之理解存在分歧。《论语·学而》第十二章歧解源于'礼''和'关系认知及'小大由之'之句读。皇侃、邢昺'礼乐相须''乐主和同'与朱熹、刘宝楠'礼体和用''由礼致和'的不同诠释视域,决定了此章的经文大义理解及'小大由之'的句读归属。经典的歧解亦是思想史学术史发展的动力,其驱使历代大儒自强不息,奋力攀登,努力突破时代之局限,超越前贤之先见,不断在新的世界中'重建问题',敞开文本新的意义。

儒家“礼”文化基因再探

“礼”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性象征。中华“礼”文化基因的遗传密码可以从礼之源、礼之本、礼之用等方面破解。欲究礼之源,可从字源字义、人性结构、社会生活三面切入;欲解礼之本,可从礼的人文性、秩序性、情感性和互主体性四点来阐发;欲明礼之用,可以统观全方位功能,也可细究政治、道德、方法功能等。

中国儒家司法伦理道德

中国古代司法道德的历史发展,儒家居主流地位。最初形态滥觞于西周,理论体系形成于春秋战国,确立于汉,完成于唐。自宋后走向衰落,至近代瓦解。法律儒家化是以礼入法的活动,出现了儒家思想的法律条文。把伦理道德作为断案的依据,并施展了“曲法伸情”的局面。其特征具有宗法性、世俗性、强制性。在发生德刑矛盾的情况下,则据统治阶级利益而择之。它的综合治理观念和和谐的观念具有现代价值。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新探索

曲阜是孔子的故乡。近年来,曲阜市坚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相结合,继承发扬“礼之用、和为贵”儒家思想精髓,探索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有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一、优化机构设置,健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坚持构建统筹协同、三级联建、部门互通的立体化、智能化“和为贵”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工作体系,实现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一是构筑纵向到底的机构职能体系。

“礼用之和”视域下平儿的生存之道

“礼用之和”衍生自孔子“和为贵”的思想,“和”为“中和”之义。《红楼梦》中的平儿正是巧用孔子的“礼用之和”思想,时刻知礼、守礼、明礼,以礼安身;与人交往允执其中,以礼待人,守中贵和。可以说正是平儿温和尊礼、适中有度的处事方式,才能让其在偌大复杂的贾府获得主仆上下的一致赞扬,得以安身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