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孙通“起朝仪”的礼乐之制与皇帝制度的重塑

布衣将相的汉初帝国,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这一乱象令高帝“患之”。探究高帝之“患”,一方面在于其时君臣尊卑的无序,另一方面则是由布衣集团逐鹿而来的西汉政权传统合法性的缺失。叔孙通以“起朝仪”为核心的礼乐之制,不仅重正皇帝名号与君尊臣卑的政治统治秩序,且让凭“力”而胜的西汉政权在“礼乐”这一神圣传统中获得合法性论证,并由此建立起与暴秦相区隔的统治传统,这对于汉初社会的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礼乐之制”——巍宝山青霞宫建筑空间布局的秩序性研究

秩序性空间通过控制差异,将建筑的诸多矛盾方面平衡成一个有机整体。本文通过对巍宝山青霞宫道教建筑空间布局序列的分析,论述秩序性空间作用于使用者心理时间的礼乐之制,探讨以轴线与礼乐之间相互作用的秩序性空间为出发点的一种动态的空间布局设计手法。

从孔子和老子的“出走”论及中国艺术的价值特色

孔子和老子都有"出走"的念头和行动,都是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反应。联系到他们的学说及思想宗旨,孔子是失望于"人心""私欲"膨胀致"礼乐之制"被突破秩序规范,不能"克已复礼"。老子失望的是"礼乐之制"诱惑了人心,把"礼乐之制"看作"天经地义"的制度,将贻害无穷;中国艺术的价值就在孔、老的忧郁中生成而具有特色。

周代音乐教育的人文价值

《尚书·舜典》云:“帝日: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是关于音乐教育最早的记载。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基调也由此确定下来,既重视“八音克谐”的音乐艺术规律,又标榜“神人以和”的音乐艺术境界,同时也提出了音乐教育的人文价值和教化标准,所谓“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所谓:“人文”者,乃“文人”之功,就音乐而言,即要以“人为之节”一类音乐之“文”去规制“操牛尾投足以歌”的原始冲动和自然感兴,进而以乐治心,以乐养性,再进而以乐化民,移风易俗。《周易·贲》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所谓人文,正是礼乐权化之意。周代的礼乐之制不离于“人文”之旨,周代的音乐教育遂尤有其“人文”价值。“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孔子缅怀周代其:“文”的肺腑之言。周礼系乎“文”,其“文”系乎“人”,不明乎此则不可以知周代礼乐教化之本,亦不可以知周代音乐教育之微。

儒家德治思想及其价值的现代阐释

德治理念确立于西周时期 ,在《尚书》中已有明确表述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在某种程度上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系统化。“德治”的观念依据是天命君权的神圣性与绝对性 ,其现实基础则是以血缘家族为基本结构的宗法社会 ,而其贯彻的制度保证则是“礼乐刑政”相互辅成的互动机制。在“德治”理念的背后隐藏着王权的绝对性以及“治者”与“被治者”之间在政治地位以及价值理念上的根本不平等。但作为一种政治模式 ,“德治”充分强调了对于统治者本身之道德素质的本质要求 。

唐太宗是“声无哀乐论”者吗——兼及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唐太宗并非声无哀乐论者。唐太宗所论为礼乐的义理，即礼乐之作与治政善恶、民心苦乐三者的关系。在古人观念中，礼乐之乐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音乐艺术，而是一个特定对象。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应重视对礼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