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府官方礼乐仪式表演属性研究

清代云南府官办礼乐仪式活动承载着以礼乐教化边民的功能,儒学的兴起不仅表现在兴办教育与重视文庙释奠礼,而且表现在将儒家礼乐应用在各类天地、神祇礼乐仪式中,更表现在以儒家文化解释本地原有礼乐仪式活动,上述特征共同说明,清政府试图在云南地区建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完整礼乐仪式体系,借助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礼乐仪式活动来达到教化之功用。

从方志记载看清代云南府官办礼乐仪式表演文化

尽管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但自隋唐以来,作为文化道统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就在不断影响云南地区文化建设,儒家文化在云南地区的推广于清代达到高峰,清代云南府作为云南的政治、经济核心,其儒家文化建设更是整个地区的核心。清代云南地区方志对本地区官办祭祀活动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然而,方志的作用不仅在记载,还在为后人提供可供参考的各类规范。前人研究方志中的礼乐仪式活动,多将视线放于文庙释奠礼,将其视为儒家文化语境下的一种教育手段。但文庙释奠礼仅是方志所载官方礼乐仪式的一部分,不能体现官方礼乐仪式体系的全部特性,清代云南地区方志所载官方礼乐仪式活动反映了官方正统礼乐仪式与民间信仰相结合的状况。

另类“行为艺术”——《仪礼》“仪注”呈现的中国古代仪式礼乐

仪式礼乐是环绕着符号化、意象化、仪式化、制度化的身体建构起来的自然、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存在本身;仪式礼乐的表演作为不脱离日常生活对象、环境的日常身体活动、行为方式既深深嵌入当下的世俗生活而又自然获得某种超越性,成为某种人文传统绵延的保证。同时,仪式礼乐作为身体性的行为艺术活动,是在主体性交往的结构中得以展开的。这一特殊的结构使得日常生活中身体间可能的对立、紧张、冲突被缓解。缓解非遮蔽,亦非取消,而是希望通过某种具有自律意义的主体性建构加以转化。转化通过在不平衡、不对称的现实秩序中,建立起情感、精神、人格意义上的具有和谐功能的代偿平衡机制而得以实现。正是在这里,具有"行为艺术形态"一般性特征的仪式礼乐与那种以趋近日常生活形态的身体活动、行为方式消解日常生活形态背后的人文历史、意识形态结构的观念性突出而又有几分孤独、悲壮的后现代意义上的行为艺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构成了极大的反差,无疑是另类。

“文学生产”视野中的礼乐文学研究

运用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研究反映古代礼乐仪式的文学作品,不仅能够动态地考察这些作品的发生、发展、传播过程,更好地揭示礼乐文学作品的本质与价值,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拓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适用范围。

论君子“乐德”的养成

周代礼乐文化致力于君子"乐徳"的养成,通过不断加强对君子集团的"乐德"教化进而达成巩固政权的目的。仪式歌诗是永言的歌,是对"乐德"精神的艺术演绎,更是彰显"乐徳"典范的乐语艺术;仪式合乐是"乐徳"教化的重要实践形式,是周代统治集团传达礼乐精神、弘扬"乐徳"理念的重要媒介,合乐艺术肩负着天下大治的政治使命。君子集团在升堂歌诗中、在钟鼓磬管的协奏中、在屈伸俯仰的合舞表演中领悟"乐德"的真谛与精髓。"乐德"养成不仅标志着君子政治化、社会化的程度,而且投射出他们艺术化、审美化乃至徳化的人生进程,更是镌刻下早期人类"文而化之"的足迹。

论乐官源出于巫官

专职乐官正式出现于商代的后期,在此之前是巫官而兼乐官的形态。乐官出于巫官,有诸多考古学材料和民俗学材料可资佐证。此外,从礼乐仪式源于原始巫术仪式的角度观照,也可以证明乐官出于巫官的观点。

“礼乐文明”的困惑

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乐有礼乐文化、礼乐文明之论,但对礼乐文化、礼乐文明的内涵却见仁见智,有以文化模式论,有以文化体系论,不论何种认知,都不能脱离两个基本概念,这就是礼和乐。礼乐文化的重要标志在于国家意义上乐与礼制仪式相须固化为用,具有体系化、等级化、多类型、多风格的特征,以礼仪用乐的诸种形态诠释礼乐观念、礼乐思想、礼乐制度的内涵和意义。言说礼乐,首先是依礼制有仪式诉求,据礼制仪式类型设计乐制类型形成整体意义,以彰显乐之多功能性存在。当礼制仪式用乐理念固化,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因时段不同会有所差异,但三千载一以贯之存在当无疑义。探讨礼乐思想、礼乐观念、礼乐制度、礼乐文明,我们既要从礼、礼制、礼制仪式的整体进行把握,又要从礼制仪式类型与乐制类型的对应,从礼乐形态、礼乐本体、与礼乐相关的制度等层面进行认知。在礼乐意义上,这礼与乐为并置互融关系,不如此会导致礼乐概念的泛化,甚至以礼代乐。中华文化传统中历朝历代均有依不同仪式类型用乐的理念,从国家到民间都有仪式用乐诉求,周公开创的国家礼乐制度与礼乐文明,成为后世圭臬并与时俱进持续发展。

歌终而语——语的礼乐形态研究

语是春秋时期礼乐文化的产物,与礼乐仪式密切相关。语与《诗》同为瞽传诵,反映时代也大体相同,创作和应用都是礼乐文化发展的结果。语是礼乐仪式的一个重要环节,语的教育既是出于"明德"教化宗旨,也是基于当时礼乐仪式的现实需求。传世文献中早有"歌终而语""既歌而语"的记载,明确了其在礼乐仪式上的位置,也有关于"于是道古"、崇尚义理等内容的记录。礼乐仪式上的语丰富了语的内容,在春秋礼乐文化的背景下,语开始结集,出现了语体文学作品的繁荣局面,实现了文体的生成,主要有对语、事语、论语、辩语、寓言等几种形式。礼乐制度消亡也最终导致了语的消失和演变。

乐语“道古”的诗礼应用及文学意义

乐语中的“道古”属于礼乐仪式技能,用于衔接诗和礼乐仪式。“道古”由“言古”和“剀今”构成,“言古”指在仪式中称引诗等古代经典,“剀”有规谏之义。礼乐仪式通过“道古”对诗等经典加以整合,确立以先王遗烈为中心的权威话语体系,并为后辈树立政治导向。“道古”是周人祖先崇拜和宗族政治仪式化的产物,旨在避免后辈重蹈商纣覆辙。但随着礼乐崩坏,“道古”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异,由仪式专用技能蜕变为日常言说方式,并演化出中国文学“征圣”“宗经”的指导思想,以及引经据典、咏古抒怀等表现手法。同时,诗也逐渐脱离礼乐仪式而走向独立。

中国古代舞蹈教育述略

追溯中国漫长的舞蹈教育，可以看出它的发展轨迹和其它类型的教育发展史是如此的不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的舞蹈教育，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普及程度由极盛到衰微，最后栖身于戏剧科班的一隅之地。这种与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相背离的情形，抑或是舞蹈这一艺术种类的自身特性所致，还是由于历代统治者的人为扭曲?笔者试图从散落记载着先民舞蹈教育活动的经典古籍和为数寥寥的研究舞蹈教育史的文献中理出一条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