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为正——《左传》中断语“礼也”“非礼也”研究

"礼"为春秋时代评判个人、国家等行为主体的通行标准,在《左传》中即体现为"礼也""非礼也"断语的大量使用。《左传》以"礼"进行评判时遵循"常事不书"的原则,评判范围以人事中的政事为主而鬼神之事较少,吴、楚等国已纳入与中原诸国相同的价值评判体系中。"礼也""非礼也"中所包含的"礼义"与"礼仪"之分,体现了春秋时代对于"礼"内在正当性、合理性的自觉探索,散发着强烈的政治实践理性色彩。

唐代墓志中的“礼也”释证

墓志铭文具有特定的体例和句式。“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地,礼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句式。它用来总结墓志志文的内容,表示丧葬大事完全合乎礼制。由于人们不了解此句式的格式、意义,在校读墓志文时,常出现失误。因而对“礼也”的正确释读成为阅读墓志文献的一个要点。

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古往今来,礼文化一直占据着社会的重要地位。《礼记·曲礼》曰: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一般被认为是礼的初始涵义。大约从那时起,礼尚往来便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礼仪规范。以礼为教、以乐为教,礼化作了美德,诸如,温良恭俭让这五种传统美德。这个崇尚礼治的礼仪之邦,到了春节更是全民皆"礼",只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礼不同"。

作为“成年新礼”的“间隔年”:过渡仪式、认同重构与主体实践

“间隔年”(gap year)是当今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下的一种新兴行为和社会心态,具有青少年“成年新礼”的特征,而“过渡礼仪”成为其重要的过程机制。“分隔礼仪”体现的是和先前世界的隔离,其核心要义是冲破理性化世界后的自主选择。在迷茫与机遇、兴奋与惆怅并存的状态下,个人层面上极具张力的重大决定与社会层面充满道德意义的新仪式促成了新的自我认同的形成。“间隔年”及青年“认同重构”已不再属于“边缘仪式”的亚文化范畴,而是当今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行为方式和社会心态,标志着新的自我认同的建构。

酬世文献与中国传统礼制的“下移”

明清以来,“酬世文献”甚多,但其编纂目的在于日用应酬,多为民间坊刻,印刷粗糙,版本混乱,用之即弃,所以存世较少。目前至少可梳理出《酬世锦囊》《应酬汇选》和《乡党应酬》三个系统,其祖本可溯源至清初乃至元明的民间日用类书。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学主张“应酬即是格物”,“应酬即礼”,为日用应酬的礼仪化和酬世文献的编纂做了理论铺垫。作为一种礼仪手册,酬世文献延伸并细化了宋代以来的庶人乡礼,打破了“庶人无酬酢之礼”的限制。酬世文献中的礼文,是明清以来民间礼仪活动中口头言说、文字往还、人神沟通的主要文本资源,其中的活套、丽句、佳联极便于下层行礼者模仿套用,促进了礼文在民间社会的应用。乡间礼生、“下层读书人”或“平民读书人”,都是酬世文献的传播者和应用者。民间酬世文献的流行,推动了传统礼制的下移和礼仪之邦的形成。

“孝”为“仁”“礼”之本论

孝、仁、礼虽都是儒学最为重要的核心范畴和德目,但孝为仁、礼之本。孝为仁之本:孝是仁的情感发生根源;仁之博爱是孝之亲爱的有序推扩;孝是行仁的实践起点。孝为礼之本:孝是礼的人性内在根源与心性基础;礼之敬意源于孝之敬亲敬祖意识;孝之祭礼是培育强化人们敬意的根源和途径。重视孝本论有利于厘清儒学重要范畴的内在联系与逻辑,有利于呈现曾子学派的重要性,也有利于推动弘扬中华传统孝道的实践。

基于图像融合的珐琅礼盘细小杂质检测

针对高端珐琅礼盘对美观度要求高,人工目检对尺寸大于100μm的表面可视杂质识别困难等问题,该文提出一种珐琅礼盘细小杂质视觉检测方法。将采集到的灰度图像分为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两类,对边缘区域图像进行阈值分割、最小二乘曲线拟合,提取出感兴趣区域;使用指定截止频率的傅里叶变换抑制两类图像中的细小噪声,获得检测区域图像;根据杂质的形态学特点设计基于图像融合的迭代算法,并通过测量最小外界矩形长边长度实现尺寸提纯,提高杂质的检测精度。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对含有细小杂质缺陷样本的检出率为91.43%,单幅样本的平均检测耗时为577.4 ms,目标杂质漏检率为3.58%,可满足实际使用需求。

礼乐文明中的乐——《荀子·乐论》解读

礼乐并提,构成了儒学的重要特点。与礼相关的乐首先以情感层面的快乐为内在旨趣,所谓“乐者,乐也”,便表明了这一点。对荀子而言,乐同时呈现价值内涵,并对人的社会生活具有规范意义。乐的社会功能,具体表现在为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提供前提。乐言和,音乐具有统一、统摄不同方面的作用。社会生活展开于不同的方面,音乐的作用由此得到多样的体现。荀子肯定音乐是“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先王之治,也以“立乐”为依据。作为情感的表达方式,音乐与人的存在无法相分。广义的音乐包括声乐和乐器等,其中,后者的作用不可忽视。音乐与舞蹈等相关,不管是音乐还是舞蹈,都不仅仅是“术”,而且渗入了“道”,由此,音乐获得了形而上层面的意义。就现实性而言,音乐的作用更多地体现于社会领域,包括规范乡间饮酒等公共性的社会活动与个体的日常生活。

《礼记·礼运》:先秦儒家礼学思想的理论奠基

《礼记·礼运》是儒家礼学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篇,它以孔子与言偃对话的方式,详细阐述了礼的起源、礼的本质和礼的价值。孔子认为礼的产生源自于大同社会的破坏,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法则,它源于最初的食品献祭,来自于自然,是人的生存需要,所依据的是天理和人情,是道与义的统一,故礼与义二者相辅相成,这也是礼之价值所在,是人类社会重新回归“大同世界”的基本途径。它是先秦儒家对“礼”的认识的最为系统的理论阐述,以此文为纲,可以深入了解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礼学思想及其精髓,也为当下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重要基础。

中华传统家礼文化及其时代价值

礼是基于民族心理、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形成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典章制度与文化样态,是维护家庭和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重要手段。中华礼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是由礼义、礼仪、礼节、礼制、礼器、礼乐、礼教、礼法、礼治、礼俗构成的体系,家礼亦然。家礼文化是传统家礼在价值理念、仪式、制度、器物以及教化等行为活动等多层面的体现,比家法、族规、家训等其他家文化形式更具有仪节的庄严性、礼义的教育性和制度的规范性等特点,在家文化和中华民族整个礼文化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家礼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治家、齐家、教家的重要制度文化,也是当代优良家德、家风培育和公民礼仪文明建设的丰富资源。借鉴传统家礼以仪立范路径涵养公民个人品德,吸收传统家礼伦理内涵滋养良好家风与淳朴世风,继承弘扬传统家礼称情立文的撰订原则助推社会礼仪文明建设。

从《仪礼》《礼记》看同义动词的历时替换

《仪礼》与《礼记》两部文献,在内容上有较为密切的关联,在时间上有一定的距离,可以作为历时比较的语料。通过调查梳理发现,表示“往适”“返回”“站起”“上升”“下降”“穿戴”“结束”“改变”“等待”“佐助”“遇到”义的几组同义动词存在历时替换关系。一方面,对各组词的出现频次进行了统计,展现同义动词的替换情况;另一方面,考察了各组词句法功能的异同情况。同时,对同义词历时替换的机制进行了阐释,认为多义化导致的词义负担加重是原有词被后起词替换的主要原因,这一词汇演变现象可以用“择一原则”来解释,而语言的“喜新厌旧”心理和方言因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何博礼与协和寄生虫学及热带病学研究

何博礼(Reinhard Hoeppli,1893—1973),著名瑞士籍医学寄生虫学家,于德国完成临床医学训练后从事与寄生虫相关的临床病理学研究并获理学博士,此后曾于美国进行线虫研究。1930—1952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简称“协和”)第二任寄生虫学系主任并负责北京协和医院的寄生虫相关标本检验工作。何博礼在协和工作期间发现了著名的“何博礼现象”,并为推进中国的医学寄生虫学和热带病学发展贡献颇多。除学术成就外,在协和被日军侵占期间,其以瑞士领事身份为协和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努力。本文主要就其在协和工作期间对医学寄生虫学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及外交贡献进行介绍。

仪式表演和公共情感——《礼记·月令》与中国早期的感物经验

在月令图式中,四时物候的更迭是一个程序,诸多文本均具有这样的叙述结构。从四季兴替的自然时间到仪式表演,显示出月令图式影响到社会行为。从祭祀仪式的意义看,感物的发生逻辑在于天时引发阴阳二气之动,促成自然物变,引发人心之感,形成感通互动的境域。在此一语境中,祭祀物色与所处季节直接相关,祭物参与仪式展演,成为意义的生成方式。月令图式是祭祀仪式的根据,这一图式展现出物候、农事和政令的协调。因而,感物与礼制场景直接相关,感物应物候之变,感人循礼制之限。在早期文本中,物不仅是外物,更是祭祀之物;情不仅是私人情感,也是公共情感。通过情实现群体的共鸣,是仪式表演的抒情策略,它最终指向家庭、族群和社会,在更高层面实现它们之间的协调。因此,在礼制背景中,所谓中国文学抒情性,其早期形态并非指向个人情感,而是指向公共情感。

礼乐文明的未来图景——媒介转换与礼图图像审美属性的凸显

礼图是礼经的图像转写,是对经典世界中礼仪行为的形象化表达。礼图既有礼的属性,又有图的属性,它不仅是礼经的附属物,还应有其作为图像的艺术审美意义。从图像视角来审视以往被用作经学解释工具的礼图,可以窥见它在不同媒介下的形变。经历印刷礼图、影视礼图、数字礼图等不同媒介形态,礼图呈现出不同风格的礼乐情境。礼图媒介形态的更新,凸显了礼图作为图像的审美属性,打开了礼图溢出经学研究领域以外的能量,使礼图助力人类重返礼乐文化生活成为可能。

“礼义之统”与“全尽之道”——牟宗三论荀子的统类概念

《荀学大略》是牟宗三疏解荀子思想的一本重要著作。在该书中,牟宗三紧紧抓住“礼义之统”与“客观精神”以提领荀子思想的特色,并借由荀子逻辑的、建构的理性主义精髓,阐明荀子由客观的“共理”发展出“类”概念,再将“类”概念运用于政治之组织、国家之建立以及历史文化之肯定方面,由是“知礼义之统类、推礼义之统类”遂成为外王之开出与客观化之落实所以得以可能的保证,而荀子的思想至此而可被称为“全尽之道”。

经学何为?——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说辩证

现代经学的学科定位问题,涉及到对经学思想定位的理解,前人“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种论说都是在处理这一问题。章学诚“六经皆史”说之所以不同于王阳明以来的类似说法,在于他开掘了理解经学的两条思路,一是从史官文化追溯经学的起源,二是从易学思考经学背后的历史哲学问题。现代的章太炎和刘师培继承了前一思路,刘咸炘继承了后一思路。民国时刘师培、陈钟凡的六经皆礼说是激于“六经皆史”说而发的,是对“六经者先王之政典”的另一种诠释。而晚清民国“六经皆礼”说的另一条线索则来自清代经学,并可上溯至郑玄礼学。“六经皆文”说表面上看是对文章写法的探讨,其实可以追溯到孔子关于文质关系的讨论。“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说,从宏观角度阐释了经学的起源及其实质,是对经学于中华文明基本精神中核心地位的不同表述。

竞技圈最后的盛会:从体育竞赛、体育交往和“国家”治理的角度看西周射礼

西周高规格的“大射”既是礼乐制度盛行下射礼竞技辉煌的折射,更是重要的历史现象。运用文献梳理、逻辑分析与历史考证等方法将这一历史现象放在体育竞赛、体育交往和治理的不同背景中讨论。研究认为:从体育竞赛的角度看,射礼盛行的西周仿佛处于“众心成城”的竞技之巅;然从体育交往的角度看,以西周统治者为核心、以射礼为身份识别的竞技圈,未必是稳定的政权或文化共同体;而进一步从治理的角度看,西周竞技盛会背后,其实已陷入相当严峻的治理困境。通过体育竞赛、体育交往和治理的不同视角,解读同一个射礼竞技活动的不同意义,对于进一步理解先秦射礼与社会交往、国家治理的关系及其对当下的启示,具有积极意义。

纠纷调解实践中的法礼融合——基于“枫桥经验”的分析

法律原则与乡土礼俗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受到较多关注,而两者之间相互融合的形态和方式不甚分明。枫桥经验由政府主导与民间主导结合形成的纠纷调解模式显示,法律与礼俗具有契合性之处得以强化,在维系特殊主义关系伦理的同时,也脱离特殊主义追求普遍主义公平的规则意识;两者形成递进式的融合模式,共同制御基于利益和情感的破坏性冲动。由此推动形成的个体秩序观念,是以法律规范为底线、以道德自我与伦理关系的实现为理想目标的双重复合结构。

周代裼袭礼辨疑

裼袭礼是周代典礼中常见的仪节之一,涉及周代贵族穿着裘衣之法、裘衣与裼衣色泽配合原则以及裼裘与袭裘的礼义等问题,《礼记》等屡有提及,而语焉不详。两汉以后,此礼亡佚,学者异说纷呈,莫衷一是。礼有“盛礼”与“非盛礼”之异,前者要求“充美”,后者则要求“见美”。裘衣之外加裼衣作为文饰,谓之“见美”;在裼衣外用另一件衣服覆盖,称为“袭”,谓之“充美”。裼袭乃是专为裘而设,因裘而有裼与袭,绝非专为聘礼而设。春、夏行礼,葛衣之外加罩衣,虽或有裼袭之义,但不得蒙裼袭之名。学者分歧之根源有二,一是郑注“裼者,免上衣见裼衣”与“凡襢裼者左”,所指非一,贾疏误混,并以为吉凶皆袒,后儒遂以丧袒、射袒、罪袒与裼袭之袒为一,致使经义淆乱。二是文字讹误,裼袭礼之“袒裼”当如段玉裁之说作“但裼”,如此则经义自清。《玉藻》入公门的规定可证表裘、袭裘乃未与裘服配合使用的裼衣、袭衣,袭衣确为充美之衣的专名。周代君臣礼服于细微处见名分,两国交聘,君臣同服麛裘,而主国之君以素衣为裼,使臣以绞衣为裼;裘服君用纯色,袖口处臣用杂色。三年之丧,丧服亦有相应之变化。

礼的损益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礼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贯穿在中华文明核心经典“六经”中的精神。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坏乐崩”其实只是在中国古代社会转型时期礼的变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通过对礼学经典的整理与传承,对礼义的阐发,对周礼做了“创造性转化”,礼经过转型之后在秦汉以后以新的形态存在。在三礼学体系中,以国家为主体的《周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重视,北方更是参照《周礼》的政治制度,说明礼对于促进魏晋时期的最终统一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礼学的转型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学的发达这两个历史事例可以看出,礼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发展是连续不断的,是维系中国文化的统一以及中国历史的统一的重要文化因素,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主要内在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