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标识”的地方性表述——邢台开元寺铁钟的“结构”与“叙事”

邢台开元寺铁钟铸造于金大定二十四年,钟外壁自上而下分为四层三十二格,纹饰精美、字迹清晰。除记载监造人、资助人及工匠姓氏、籍贯、身份外,壁身另铸有黄道十二宫、八卦等图案。作为一个“文化事件”,铁钟既有国家制度的表达,又有地方性的表述,并汇聚了主流文化与民众信仰,使社群获得了相应的身份认同,成为了特定时域、空域的“礼仪标识”。在塑造的过程中,铁钟逐渐满足了不同阶层的信仰诉求,构建起了家国一体的宗教场景。在过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道家时间”对钟铭与乾坤二卦、十二宫图案与六卦符号的关联进行结构性分析,以叙事的方式描绘出铁钟所载的中国传统宇宙观,可以发现其对皇权与教权、天道与人道等问题的思考迥异于西方,从中呈现了地方社会对建构区域性秩序的尝试。

结构过程·礼仪标识·逆推顺述——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三个概念

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实践过程中,学者们逐渐提出了一些概念,如萧凤霞、刘志伟提出的"结构过程"、科大卫提出的"礼仪标识"等,体现出某种学术自觉。如果说结构过程是我们的研究对象,礼仪标识是研究的切入点,那么逆推顺述就是一种特定的研究方式或技术,也可以视为某种方法论。以此学术自觉为基础,或可对中国历史描绘出一幅新的图像。

多元的标识,层累的结构——以太原晋祠及周边地区的寺庙为例

相对于以珠江三角洲地区研究为代表的华南研究来说,对华北以及其它地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相对后起,但人们在相似的方法论平台上进行对话时,也发现珠三角研究是个"理想型"。本文试图以太原晋祠及周边村庙这些礼仪标识为线索,展示华北地区长程历史复杂性和多元性的一个面相,通过勾勒晋祠及周边村庙的变化轨迹,认识这一地区结构过程的差异性。

华夷之间:明清时期云南学宫的设置、传承机制及其象征意蕴

元明之后,以官学为核心的儒学传播是云南地方融入大一统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明王朝一方面加强对云南的军事征伐,一方面推进云南地区的文教事业建设,使得儒学在云南得到相应传播。进入清代以后,得益于学宫、书院、义学的增加,儒学在云南的传播更为广泛。透过学宫的设置及学田制度的延续,我们看到以学宫为中心的官学体系不仅为云南士人走向国家舞台提供了通道,同时也成为边疆地区士绅阶层形成的摇篮。学宫作为一种礼仪标识和文化地景,在塑造地方文人传统的同时,也在对未进入这个体系的人群进行区隔,从而构建了一个边缘社会的中心。这一模式既维护了儒学教育体制内的身份优越性,同时也为少数民族的文化多样性提供了空间,构成我们认识云南社会的另外一个维度。

地方社会变迁与庙会社火传承的嬗变——以鲁西北地区临清为例

作为城市里的一类公共空间,庙宇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能吸引民众,而依托庙会举办的社火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文化形式,并构成基层社会非常重要的文化传统。位于鲁西北地区的临清久负历史盛名,它是明清时期大运河上的漕运枢纽与商业都会,也是泰山奶奶信仰极为盛行的地区,每年的庙会活动与社火展演更是将信仰实践推向高潮。临清社火应当视为地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套礼仪和传统,层累地积淀成一种所谓"标志性民俗活动"的"礼仪标识"。它建立在礼仪革命的基础之上,具有"正统化""标准化"的意涵,融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体系为一体,体现出"礼仪经济"抑或庙宇经济的"复合"实践逻辑。通过代际承传行动者的文化自觉,建构了地域性的文化经济网络,也为社会的基本联结提供了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