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礼刑观对西夏刑事法律制度的影响

作为中华法系在中古时期的典型代表,西夏法律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西夏刑事法律制度借鉴了儒家“德礼为刑罚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礼刑观,在罪名设置上严惩“十恶”及其他有损伦理纲常的犯罪,并通过限定亲属犯罪来维护家族伦理关系。在刑罚的适用上,强调“明德、慎刑”试图通过恰当的教化使民众服从;在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上,亦遵循儒家一贯的“士庶有别”的等级观念制定特权法。西夏法律制度在其漫长的发展中,吸收借鉴以“礼”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与自身法律文化相融合,从而成为中国法制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礼刑时代:中国法律传统肇始之基

上古夏商周作为礼刑时代,是中国法律传统的肇始之基。这段时期的礼具有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属性,礼既具备了道德规范的形式,又具备法律规范的形式。其时并不存在独立于礼的法,其法律形式主要是"礼"与"刑"。礼乃行为规范,刑为制裁手段,即刑罚。刑依赖于礼而存在,囊括在礼的范围之中。所以上古夏商周,法在礼中,礼外无法,出礼入刑,这是中国法律传统礼法体系的原生状态。夏商周礼乐刑政"大统"的确立,既是中国法律传统的肇始,也是后世道统所源与"大经大法"所本。

论中国古代礼刑互动关系

礼与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两种主要社会规范。本文从礼刑互动交融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的礼刑结合过程及其原因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礼刑结合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远影响。这一发展过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

简议中国古代的礼刑关系

礼和刑是奴隶制国家的两种统治手段,礼和刑维护奴隶制统治的本质是一致的,作用是相通的,但二者的表现形式却相去甚远。统治者正是认识到了礼与刑在本质上的相同和在形式上的不同,以及运用它们进行统治的利与弊,所以从周公治礼开始,他们就在礼与刑的互动关系中寻找二者的平衡点,以期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

“礼刑合一”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价值

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道德伦理的支持,也要依靠法律的保障,只有道德或法律是不够的,因为,当面对自甘堕落者道德是无能为力的,就要诉诸于法律。而法律也不是万能的,遇到不构成违法的缺德行为就束手无策了。所以,实施道德硬化、法律软化策略标本兼治、培养具有人的本质的和谐社会的合格主体才是正确路径。

阴阳鱼太极图:阐释中国古代礼刑关系的新视角

中国古代法一直深受阴阳思想的影响,太极图是阴阳思想和太极思维的直观表现,因而以阴阳鱼太极图为视角对古代礼刑关系进行创新阐释极具合理性.阴阳鱼太极图由黑白两色的鱼形相互缠绕而成,呈现出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并相互斗争的关系.“阴阳二极,一静一动”,把礼比作阳极,把刑比作阴极,并结合太极“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特点,阐释“刑中有礼,礼中有刑”这一关系.以阴阳鱼太极理论阐释影响中国古代法变化的各种因素:在构图上,左边的阳鱼呈上浮趋势,右边的阴鱼呈下沉趋势,根据这一位置特点,阐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一礼刑阴阳关系变化的典型例证.中国古代礼刑关系是中国古代法律最重要的部分,而作为阐释礼刑关系的新视角,太极图具有独特的中国古代法文化特色.

中国古代“出礼入刑”传统之赓续与创新

“出礼入刑”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结晶。随着我国古代礼法关系经历了礼刑并用、礼刑互斥、礼法合一、隆礼重法这四个历史阶段,“出礼入刑”法律传统得以形成、发展并巩固。“出礼入刑”并不是机械地要求礼和法在适用上完全对应,而是强调礼和法是有差异的统一。礼和法可以相互为用,但礼是法的指导与渊源,任何法律制度都要以礼的精神作为支撑,使礼的规范法律化。“出礼入刑”法律传统揭示了礼和法的互动关系,它是中国古代一个长期的社会现象,并对古代治国理政的模式、法律制度的基调、法典编纂的风格以及审判决狱的思维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与重大命题之下,应当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积极借鉴“出礼入刑”法律传统中的有益成分,实现礼法关系的现实转化,探索法治与德治并重的社会治理新方式。

重评礼刑合一的法制构架

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在于法律与道德相融合,"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不融于源自西方的现代法治,某种程度上甚至构成现代法治追求的障碍。这种认识未能深入中华帝国法制构架形成的历史动因,从而也就难以理解和揭示帝国立法的理性方面及其所蕴含的政治智慧。从中华帝国政治使命实现的视角去审视其"礼刑合一"的法制架构,就不仅能洞见它与"三代"礼乐文化传统的契合无间,更能准确把握这一法制架构的理性特征。帝国法制架构的泛刑罚化现象根源于帝国安全的军事化政治使命的实现,具有自治性的礼制规范的创立与维护同样关涉帝国安全与秩序的稳定。这是值得现代人们珍视的古代立法智慧。传统法制之现代转型的成功则有赖于政治家和立法者之现代世界观的真正确立。

软秩序与强秩序——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礼刑关系的重新认识

传统法律文化中礼刑关系的实质是软秩序与强秩序的关系,礼是软秩序软规则,刑是强秩序硬规则。作为'软秩序'的礼通过将人际关系的制度化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作为'强秩序'的刑则纠正脱离制度化的基本人伦关系的行为。礼是刑的目的,刑为礼的保障,二者相辅相成。礼刑关系研究对当代的现实意义在于其能使我们认识到,社会稳定、国家安定不能仅靠强秩序,而应更多地依靠软秩序,刑法与刑罚应能促进社会伦理道德,谨慎地制裁严重地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重视犯罪的反伦理性。刑事法律研究应坚持创新性的发掘与继承本土资源,既反对缺乏本土自觉性的照搬照抄西方,也反对文化保守主义。

再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礼刑思想。在宗法政制的西周,“礼”和“刑”实系相为表里的两面,共同作为调节社会矛盾的手段。为了廓清“礼”与“刑”在宗周法律制度下的关系,本文试图从礼刑关系入手,着重辨析“礼不下庶人”的内在含义及现实性。在否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礼刑原则的同时,笔者侧重于强调“礼”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独占性资源,而“刑”则更多地表现为对被统治的庶民阶级的惩戒。

“德礼政刑并建”与“以礼节和”——论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和谐理论

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有丰富且典型的和谐理论,本文以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礼法关系为线索,通过揭示“和谐”的内涵,试图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上的德礼政刑“并建”的和谐理论与“以礼节和”的中庸方法扒梳、整理出来,使其系统化、理论化,在建设当代中国和谐社会与现代法治国家中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

贾府姓名中的德礼政刑思想

关于贾府五代人的姓名,仍有不少问题值得探究。如果将贾府最主要的贾赦、贾政、贾珍三家姓名分别作为整体予以观照,可以发现其各有所侧重:贾赦一家跟法有关,涉及刑与赦;贾政一家姓名核心是政,涉及德和礼。德礼政刑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作者在贾赦、贾政两家姓名中寄寓了其对德礼政刑的认识和态度。贾珍一家姓名跟情有关,纵情任性,无视礼法,对另外两家姓名起到补充映衬的作用。

西周时期“礼”“刑”关系考辨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反思

西周在我国法制史当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封建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整体上奠基于此,而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法制史一直以礼法合治为特点,因此对西周的礼与刑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非常重要。从西周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出发对西周的礼刑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西周时期的礼并非是单纯的道德规范,它和刑互相依附,互为表里,但在具体的作用和适用范围存在一些不同。西周对礼与刑的运用表现出了古人较高的政治智慧,这也是礼治经久不衰的秘密所在。

从“礼刑并用”看传统法制中的“五服制度”

标志人们亲属等级的五服制度，在以礼刑并用为立法精神的传统法制中，它兼具礼、刑两种职能。服制的制定及入律，既是礼刑并用、礼律结合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礼律结合的进程，体现着中国传统法制“礼刑并用”的立法精神和特点。

中国传统“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身份法——从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曳看传统法律实践的差等性

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认为,家族和阶级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本质上也就是一种国家所制定的身份法,各安其位,各适其法。基于此,以《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一文本为分析基点,从中国传统"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视角出发,探讨传统法律实践的差等性。

礼和刑的历史意蕴及其现代启示

礼和刑,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国家治理的手段和工具,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都发挥了各自的规范和约束作用。礼和刑同步源起于夏,自夏朝开始经殷直至西周,既有了礼,也有了刑,到西周时期达到顶峰。礼是指导人们该怎样行为的规范,是禁恶于未然的预防,其功能在于引导说服;刑是对违背礼的行为进行刑罚处罚的规范,是惩恶于已然的制裁手段,其功能重在制裁和禁止。礼是引导性指导性规范,刑是禁止性处罚性规范。礼和刑有不同归宿。春秋战国时期法取代了刑,礼一方面成为生活礼仪;另一方面上,成为舆论导向和社会教化的德,这就是礼和刑的归宿。礼和刑对现代的道德和法治建设具有启示借鉴价值。

从“出礼入刑”谈“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及其作用

古老的中华法系融温情与严酷为一体,独具特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①.早在奴隶制社会,礼与刑的关系就极为密切,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法律形式.在中国法律的萌芽之初,伦理道德的内容便充斥其中,为中华法系打上了深深的伦理道德的烙印,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的法律制度与观念.

中国古代刑屈从于礼的现象分析

"礼法合流"且"以礼统法"乃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特色之一。中国古代礼法始终相结合,出于礼则入于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礼是刑的先导,刑是礼的辅助。中国古代乃至现代刑和礼关系,两者都可谓是相生相随,无礼则无刑,礼去则刑逝。只要国家需要礼这种社会规范来运作,就要礼教刑辟,交相并用。刑屈从于礼,是中国古代人们的历史选择,也是中华民族法文化的结晶。正视这一法文化现象,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现象下刑法的地位及其价值的所在。

孔子论德礼与政刑之关系对中国国家治理的启示

德治与法治内在关系的失衡是影响国家治理效能低效的重要原因,为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以孔子论德治与政刑之关系为视角探讨中国国家治理德治与法治的启示。其旨在突破原有德治与法治关系的二分法、主次性、互融性等困境,改善德治与法治关系,以提升国家效能。解决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关键在于坚持德法共治的理念,它是实现德治与法治关系有机衔接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良策。

略论《唐律》中的礼教思想

《唐律》"一准乎礼",其律条及律疏深受传统的纲常名教所支配,是儒家的伦理法典。礼教思想主要体现在《唐律》中的立法指导思想、同罪因身份而异罚、依礼教原则解释律条、修律以礼为蓝本等方面。《唐律》伦理法思想的基本精神与特色是家族主义、礼刑合一、义务本位、男尊女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