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礼制传统与华夏文明的连续性

礼治模式是夏商周三代政治治理的根本模式。礼是多层面、多维度的复杂政治文化体系,兼具政治、宗教、道德等属性,它可以从多方面为王权政治提供合法性论证和技术支持,从而保障王权秩序的稳定,整合社会关系,促进共同的文化与政治认同。三代的礼制传统既包括外显的礼仪、制度,也蕴含有内在的精神传统,比如敬天法祖及衍生出的崇德报功、报本反始等道德观念,以及从祖先崇拜基础上生发出的血亲意识、宗族共同体意识、人伦孝道等观念。礼制精神经过礼乐教化,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成为社会成员共同的文化认同。因此,建立在礼基础上的早期国家既是一政治、文化共同体,也是一道德共同体。礼制的深层次精神传统内化为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它深入契合并形塑了华夏民族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可以说,礼制文明构成了华夏文明演进具有连续性的深层次根基。

中华传统礼制当代价值的理论思考

中华传统礼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一体两面,礼义是礼制的内在精神实质,礼仪是礼制的具体表现形式,这就是“礼”之本质。中华传统礼制的变迁由礼义与礼仪之间的内在张力所决定。礼义内涵的变化导致礼仪形式的变迁,如此循环往复,成为礼制变迁的内在动力。中华传统礼制在历史上起到稳定国家政权、教化百姓、铸塑道德人格、凝聚广大国人、巩固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际关系的作用。古代中国的礼仪是双轨制,既有国家规范的礼制,又存在礼典之外的民间礼仪,两者是互动的,在规范民众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华传统礼制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在历史上曾经起到重要作用。中华文明复兴需要正确应对异质文明,应当以开放的胸怀来容纳一切有益的因素。客观评价与发掘中华传统礼制有益于当代价值的因素,思考其现代性转换之途径,才能最终建成注重实践、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现代礼制体系。

日食观念与传统礼制

日食观念与传统礼制关增建日食是一种自然现象。当代人们对日食的关注，或出于探索自然界奥秘的需要，或出于对天文现象的好奇，很少有人把它同礼仪制度相联系。但在古代中国，人们对日食的重视，却导致了一种程式化的日食救护仪式的产生，这使得日食成为能够对传统礼制产...

中国传统礼制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礼”的法伦理学视角解读

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体现在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这自然也包括法律文化领域。中华法律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带有"礼"的浓厚色彩,礼也成为中国法的本土资源。中国在近代后逐步迈向法治,在现代更步入了法治快车道。然而法治毕竟有其本土资源,我们在进行现代法治建设时,仍可从传统礼制中获得启示。本文主要以法伦理学为视角,重新解读审视传统德法关系,并阐发其对现代法治的启示。

从濮议之争看北宋对传统礼制的承传与变通

北宋治平年间的濮议之争持续18个月之久。这场论争从表面看,只是关于英宗生父亲濮安懿王的称谓问题,从本质上看来,它涉及到北宋王朝对于传统礼制的态度。这场争论中,"台谏派"和"中书派"所持观点截然不同,体现出他们对于传统礼制承传与变通的态度,具有进一步探究的价值。

传统礼制思想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起源于周朝的传统礼制思想是贯穿其中的主要思想,礼制思想的主要目的是:使社会更加和谐、崇尚仁爱、崇尚德育、崇尚敬畏等,其实践方式主要有:制度化、教育化、常规化、社会化等。本文试图探讨传统礼制思想在古代宗法制度下深入人心广为接受的根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和方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智力保障。

论赔礼道歉的法律化:传统基础与现代发展

赔礼道歉是我国重要的民事责任方式之一,产生于儒家礼制传统文化,并被东亚甚至西方国家和地区广泛借鉴。由于现代宪法对人格尊严与表达自由的保障,赔礼道歉的责任方式遭受违宪的争议,但在我国合宪说的观点更为有力。赔礼道歉是救济受害者名誉的最适当、有效责任方式,既妥善地平衡了表达自由与人格权保护,又契合了人格权所具有的道德与法律双重属性,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及救济需要,实践中应予坚持。

宗祠建筑:浦市古镇传统礼制空间的现代保护与传承

1引言宗祠建筑在我国历史悠久,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的特殊产物。上古时代,宗庙为天子专有,称太庙。汉朝以前,有官爵者能立家庙,作为祭祀祖先的场所,称宗庙或祖庙,《礼记.王制》载:古代天子建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唐朝始创私庙,以祭祀先祖。至明代,始准许庶人设祖庙,一般建于宗族聚居的近地,岁时由族长率领族人共同祭祀,也称祠室、祠堂。宗祠建筑的形制体现了儒家哲学观点,祠堂告诉我们.

宋代火葬对传统礼制冲击之谫论

火葬于宋大盛,虽兴于民间,却不为官方及士大夫所容,即因其有悖于传统礼制。今搜集文献史料,发现宋代火葬对传统礼制的冲击主要在于他对传统礼制观念、礼制别异功能的冲击,然随其流传发展,火葬逐渐形成的颇具礼制别异功能的仪式,又使其具备替代传统礼制之势,由是火葬对传统礼制的冲击到达顶点。

基于传统文化和礼制的文庙景观改造设计浅析——以徐州文庙景观工程为例

文庙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精髓,是中国儒家文化和传统礼制的重要物质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庙建筑群的历史感在逐渐退化,它已不能满足现代城市的发展需求。本文以徐州文庙景观工程为例,从布局结构的重现、建筑小品的恢复和植物景观的营造三个方面入手,探讨在城市更新进程中开发和保留历史遗产的具体做法,并指出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礼制是文庙景观未来改造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集权礼制的变迁阶段及其特点

集权礼制阶段是中华传统礼制演化中一个完整的发展时期。它是以大一统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为政治基础,以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以五礼为形式,以伸张皇权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礼仪制度。集权礼制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秦统一到隋朝是形成阶段,唐宋是成熟阶段,元明清(道光前)是衰变阶段,道咸以降到民国政府是集权礼制的转型阶段。四个阶段具体表现不同,各阶段的特点也非常明显。道咸以降西风东渐日趋明显,近代工业在中国萌发并迅速成长,尤其是西方思想、礼仪与中华传统礼制扞格不入,都促使中华传统礼制进行变革,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中华传统礼制没有完成现代转型。

酬世文献与中国传统礼制的“下移”

杨华在《文史哲》2024年第1期撰文指出,清代流传的酬世文献,至少存在《酬世锦囊》《应酬汇选》和《乡党应酬》等三个系统,其祖本可追溯到乾隆时期。向前溯源,它们与元明以来的民间日用类书,以及清初的应酬文集存在着渊源关系;向后延伸,直到民国时期此类文献仍在增订重印。酬世文献之所以被不断翻刻重印,民间需求量之所以如此巨大,与宋明理学的实践观念密切相关。

中国传统礼制文化对官式建筑的影响

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与传承者,紫禁城不仅是一座皇家宫殿,更是集建筑、文物、典籍等多种元素于一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这座跨越古今、连接中外的建筑,承载着历史的古老记忆,如今更成为新的文化符号。紫禁城内的建筑以乾清门为界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

“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主办的"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于9月14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汇集了近40件商周时期极具代表性的青铜礼器,结合陶范、全形拓,从用鼎制度、造型艺术、纹饰纹样、铭文内容、制作工艺等方面综合呈现商周青铜礼仪文明的源远流长。商周时期是中华传统礼制发展的关键时期,以青铜器为主的礼器和盛大庄严的礼仪是礼制规定中最重要的内容。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大事记(2018年1—12月)

1月10日至11日,吴光正参加中国宗教文学史审稿会。29日,郭齐勇在腾讯北京总部大楼演播厅应邀演讲《修己安人与重开王道》,由腾讯儒释道频道直播,后来视频经整理挂上。31日,郭齐勇应邀在国家图书馆演讲《儒家的乐感文化与忧患意识》,此为北京大学与国图共同主办的'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名家系列讲座'之第10讲,最后一讲,有近200名听众。

中国传统礼制对现代法治的启示

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也是中国法的本土资源。促进中国在近代后逐步迈向法治,在现代步入法治快车道。我们在进行现代法治建设时,仍可从传统礼制中获得启示。本文主要以法伦理学为视角,重新解读审视传统德法关系,并阐发其对现代法治的启示。

传统礼制与内守精神在福建土楼中的体现：土楼方圆之二

本文对于闽西南永定和适中一带的土楼的建筑形制作了初步的分析，着重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传统礼制和传统内守精神的体现。

中华传统礼制变迁的理论思考

“礼,时为大”是礼制变革的基本原则,是礼制变迁的理论根据。礼随时变迁,是由于“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缘情制礼、与时俱进是礼制变迁的关键,世殊礼异是礼仪变迁的践履特征。社会发展必然决定后世不可能完全照搬前代制度,因此世殊礼异是礼制随时而变决定的,符合“时为大”的礼制变革的基本原则。礼之义(礼义)与礼之数(礼仪)的矛盾,是中华传统礼制变迁的内在动力。时代变迁,使人们对礼义的认识不断深化,这是推动礼仪变迁的根本动力。正是礼之数与礼之义的内在张力,使中华传统礼制在数千年不断地发展变迁。

河南现存衙署建筑反映的传统法律文化

全国现存古代地方衙署有30余处,主要有河南内乡县署、密县县署、叶县县署、南阳府署、开封府,河北保定直隶总督署,山西平遥县署、霍州府署,山东即墨县署,江西浮梁县署,江苏淮安府署等。河南衙署建筑格局与中国传统礼制礼法合治的中华法系基本特征亦充分体现在衙署建筑中,尤其是整体建筑布局中。

《济渎庙北海坛祭品碑》的历史文化内涵

济水祭祀文化,堪称中国山川祭祀文化的历史缩影。《济渎庙北海坛祭品碑》反映了唐初以来附祭北海的礼制传统。“五项陈弊”的革除,折射了较为典型的历史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