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史书写的《通典》模式

《通典》的研究,应跳出“类书—百科全书”式的定性与认识,从而走向对杜佑“至精至纯”的创作宗旨和结构体例的探寻,对寄寓其中的覃思精蕴进行发掘。以杜佑对“郊天”的制度史书写单元为例,《通典》在框架上采用圜丘、南郊、五郊迎气三类区分法,这是魏晋以来郊天之制长期施行和唐人议礼的学理折射,与《大唐开元礼》的法理规定相呼应,同时也与郑玄对三礼经文系统的建构相一致。《通典》对“周制”的书写,乃是杜佑熔铸经传、约取经义的结果,旨在为现实制度的行用建构一种经典的法理依据。其后,《通典》通过对汉唐礼制因革过程中事件的去取、排比和组合,形成一个筛选过的“故事”聚合,统括并凸显出制度沿革变迁中的主动脉和大关节,以及制度发生变革的分蘖之处。最后,《通典》殿之以《开元礼纂类》的新编,同样是对《大唐开元礼》进行裁制的结果,通过礼典与仪节的归并、删节,旨在为施政提供法理上的参考。以上三大版块,共同构成唐代制度在渊源、先例及法理依据上的三项法源,由此形成一种以“简严”叙事为风格的制度史书写的《通典》模式。

陈寅恪“续命河汾”之经史学脉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其史学研究路数堪为引领学界之旗帜,然而陈先生史学之精蕴识思尚有隐而未彰之处。就陈先生早年求学植根于经学,晚年在赠其弟子蒋天枢一序中流露出"续命河汾的向往",可知其毕生之学术可归宗于薪传儒家礼乐精神。陈先生这一思想应该说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已基本确立,1939年著成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充分体现这一思想的代表作。探寻礼制因革与国家治乱的互动结构,总结中国礼治精神是陈先生留待今人的未尽学术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