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西祀探微:兼及盛唐至宋初的礼制改革

大中祥符四年,宋真宗亲祀汾阴后土庙。这次仿效唐玄宗东封西祀的国家大礼,是盛唐时期国家礼制改革在宋初的延续。西祀前,品类繁多而有序的祥瑞奏报与请祀活动,为大礼的开展提供了依据。在西祀活动中,真宗朝廷有意混淆民间后土崇拜与国家地神祭祀的概念,将"古礼"与民间祠祀及道教信仰融合,让国家大礼更容易为地方士民所理解与接受。与此同时,通过批准乡民自发营建国家祭祀体系中的部分祠庙,北宋王朝的威权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并深入地方。这一系列改革,强化了地方士民对国家祭祀的参与,使宋初的国家"大祀"从贵族社会的权力垄断活动,演变成帝制国家王朝形象的宣传。

明初洪武礼制改革的内在动力及实践策略探析

朱元璋建立明政权之初,在意识形态和权力实践领域面对的最大挑战来自读书人,既包括“士大夫性”读书人,也包括“庶民性”读书人。因此,洪武礼制改革的首要目的是借此重塑国家正统性和合法性,以期获得读书人对新生政权的支持。此外,两宋时期以读书人为主体的士绅阶层已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势力,洪武礼制改革也可以视为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争夺权势的手段和策略。明初洪武礼制改革,开启了王朝国家走向民间社会的新局面,亦成为明中后期礼俗互动机制和礼教社会形成的政治渊薮。

試論五禮制度中諸禮間的關係——以《開元禮·軍禮》爲中心

五禮制度自魏晉南北朝形成以來,在歷代王朝的禮制改革中不斷發生變化。一直以來,人們都將五禮視爲一個整體,但换一個視角,在五禮内部,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之間的關係也值得我們予以關註。五禮之間看似彼此獨立,其内在却存在著十分緊密的聯繫,早在五禮制度成型期間的魏晉南北朝,五禮之間各儀式就存在不確定性,雖然自隋唐開始,特别是唐《開元禮》纂定後趨於穩定,但在此後仍伴隨著諸多調整,其背後則是各王朝對相關儀式理解的差異。

明代祈谷礼考述

明代祈谷之祭,始于世宗。嘉靖九年,世宗决定行祈谷礼,祈谷礼实际的举行时间是在次年正月。明代祈谷礼由世宗提出,是为解决天地分祀配享中所罢太宗配位而采取的一种过渡性礼仪,并非夏言所提。明代祈谷礼从准备到礼成,历时一个月,整个仪式大致可分为视牲、斋戒、告庙、布置礼仪场所并陈设神位、正祭日行礼五个基本程序。隆庆元年,罢祈谷礼。崇祯十四年,复行祈谷礼,其举行时间为正月辛巳(初五日),非甲申(初八日);地点为南郊大享殿,非禁内大光明殿。世宗行祈谷礼,其本意不在于祈求农事,而在于为生父兴献帝称宗祔庙作准备,这也是世宗礼制改革计划中的重要一环。

论北宋政治对陈祥道《礼书》创作之影响

陈祥道《礼书》虽为私人撰述,但是其由创作到最后成书,都受到当时政治的深刻影响。北宋礼制改革奖掖精研礼学者,并且对于进献礼典者有升迁官职的奖励,为陈祥道创作《礼书》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王安石变法迫切需要一部礼典来统一思想,陈祥道作为王安石门人,变法为其创作《礼书》提供了契机。司马光推出的"十科取士"政策要求举荐人才,并且有举荐指标,许将、范祖禹之举荐,直接促成了《礼书》由一百卷扩充到一百五十卷,最终定稿。

僎的“復古”與鄉飲酒禮流變

通過僎位的存廢及其地位之升降,可以審視古代鄉飲酒禮之流變。上古“三禮”文本中,對於鄉飲酒禮中是否設立“遵者”(即“僎”)一席,包括其身份、位置、入禮的時間等,本有明確規定。然而,歷代在制禮過程中,對之理解各不相同。唐代鄉飲酒禮中無僎。宋代開始强調僎,並在國家禮典中將其制度化和法理化;朱熹定禮,對僎的制度化和法理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明代相沿成俗,改僎爲僎賓,其地位似有下降,清初沿用明禮。乾隆八年的鄉飲酒禮改革,取消了僎的席位。在這個歷史流變中,宋代制禮時打着復古的旗號,認爲唐代鄉飲酒禮不合上古禮制;而清人廢棄宋代以來的僎位,也是打着復古的旗號,認爲僎位之設不合上古禮制。這種復古與再復古(或反復古)的波浪式流變,或許是中國禮學史乃至整個經學史的重要規律之一。

《大明诏旨碑》考证

《大明诏旨碑》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济渎庙内,刊刻明太祖朱元璋颁布的一道圣旨。圣旨内容是朱元璋称帝后,对国家祭祀的名山大川、城隍及历代忠臣烈士的神号进行改定,反映了明初的礼制改革情况,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碑文由明初著名书法家詹希元书写,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语境、修辞与过度阐释:“非爵勿■”“我有好爵”以及以鸟名官的政治神话

阎步克教授《试释"非骏勿驾,非爵勿"兼论"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北大竹书〈周训〉札记之三》一文將"爵"释为爵位,并从此引申出臣竭力以奉君主、君赐臣以爵禄的政治交换关系。阎文发表后,有学者又依据不同的材料、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各自对以上《周驯》简中"爵"字的理解。事实上,《周驯》文本本身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语境对"非爵勿■"作出阐释,而不需要再征引其它脱离各自文本语境的文献重构一个新的语境为这句话提供解释框架。通过摘引脱离原有文献的语句,不加甄别地来建构新语境这一做法,牺牲了所释文本本身的上下文关系,得出的结论由新建构的语境决定,往往与被解释字句或文本的原意相悖。因此,我们在文本阐释过程中,一定要坚持首先在原有语境框架内寻找答案;征引材料的语境必须要与被释文字的语境具有可比性。除了文本语境,爵本身还有其自身的考古和礼制语境。根据考古学的最新材料和从这些材料出发建立起来的关于周代礼制改革的最新理论成果,爵这种器物在丧失了礼仪方面的重要性以后,反而在东周礼制书写中得到强调,成了传世礼书中的重要语汇。这一现象跟春秋早中期开始的礼制重组关系密切。

商周都城遗址出土方鼎所见政治变革

商代大型方鼎的铸造,一方面是铸造技术先进,另一方面是因为商王朝牢牢控制着铜矿资源丰富的长江中游地区。西周早期的方鼎较商代体型有所变小,主要原因是长江中游地区被楚国控制,周王室没有足够的铜料。西周中晚期,方鼎的形制和纹饰都发生了变化,这与西周的礼制改革密切相关。春秋以后,方鼎逐渐消失了,这与王室衰微、礼崩乐坏有一定的关系。

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康熙钞本《嘉靖祀典考》

《嘉靖祀典考》分类记载了嘉靖九年至十七年之间明廷的各项礼制改革。该书系嘉靖十九年至二十年间礼部某官员利用礼部档案汇辑而成,可以说是这场影响巨大的改制的原始记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全本十七卷,审其避讳情况当为康熙钞本。此本可能是巴陵方功惠碧琳琅馆的旧藏。书中保留大量未见于《实录》和时人奏议的原始文献,有裨于嘉靖朝礼制史与政治史的研究。

由新出青銅器再論“恭王長年說”——兼論西周中期後段青銅器的變化

本文以近年新出西周青銅器爲切入點,將(录見)簋、裘衞簋、虎簋蓋、作册吴盉等西周中期的高紀年銅器定爲恭王時器,進一步論證了恭王紀年應在30年以上的觀點。在此基礎上,采用'繫聯法'找出恭王時期的代表性銅器群,並將其劃分爲10組。同時將恭懿時期高等級墓葬出土的青銅器資料,與穆王時期典型墓葬的青銅器資料進行對比,總結出恭王時期青銅器在器類、組合、器形、紋飾等各方面出現的新變化,指出恭王銅器具有'承前啓後'的特點,開啓了西周青銅器從前期向後期演變的大門。最後討論了過去學者提出的西周中晚期存在一次'禮制改革'的觀點,指出西周青銅器這一巨大轉變實際上經歷了西周中期後段至少五六十年的時間,而並非過去認爲的是一種短時間内完成的'自上而下的革命'。

心氣時節 《左傳》一則醫案與東周思想變革的思考

《左傳》昭公元年記有秦國名醫和診斷晋平公疾病一則醫案,其中提出了中國古代思想中很重要的心、氣等概念。順着這些概念進行梳理,我們不難發現早期中國文獻中重氣和重心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把這兩種不同的主張放在東周禮制變革以及與之相應的東周宗教思想和宇宙觀的改變的背景下來考察,我們不僅能够確知重氣和重心這兩種主張的思想來源,而且封其各自的內涵與相互間的關係也會有較爲清晰的理解。

從靈光殿到武梁祠——漢代帝國藝術的重建

本文是作者近年撰寫的系列論文中的一篇。這組論文的目的,是利用以武氏祠爲代表的魯地東漢祠堂畫像,重構公元前後所奠立的漢代帝國藝術。本文分三節。第一節討論魯靈光殿的始作與沿革,並詳爲分析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描述的裝飾主題;結論是王延壽記録的靈光殿裝飾製作於東漢初年,乃兩漢之交漢帝國意識形態的視覺表達。第二節分析以武氏祠爲代表的'武梁祠派'作坊傳統的標準裝飾方案,結論是靈光殿的裝飾主題(包括但不限於:天/地、山神、海靈、禎祥、古帝王、列士列女),盡爲武梁祠派標準方案所囊括。第三節討論靈光殿主人,即光武長子魯王劉彊的陵寢與其宫殿的辯證關係;結論是作爲靈光殿之'象'、同時作爲紀念性建築,魯王陵寢的裝飾方案或包括兩類主題:移繪於靈光殿者,虚擬劉彊'不在'之'在'者;二者的遺影,皆見於武梁祠派的標準方案。始於元(帝)成(帝)、極於王莽的漢代禮制與意識形態改革,是漢代歷史、也是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由此誕生的新視覺語言,標志了商周以來中國藝術傳統的革命性轉折。本文與已發表的《孔子師老子》《周公輔成王》《重訪樓閣》以及待發表的《西王母與王政君》一道,共同構成了作者爲鈎沈這一新藝術傳統所做的微弱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