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录》中“赏听戏”记述及其历史意义——兼论清代内廷演剧的礼化契机

清中后叶以来,《燕行录》中留存了大量朝鲜使臣的宫廷观剧笔记,思慕大明的心理促使他们以复杂眼光看待舞台上的汉服衣冠,并重新思考与清廷的交往和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自乾隆朝始,面向朝贡使臣的演剧活动成为宫廷戏曲礼化契机之一。多民族文化融合的风格、装置精巧华贵的清音阁戏台及与当年流行于内廷的《升平宝筏》,都是塑造清国大一统、重礼教等对外文化形象的重要步骤,彰显着乾隆所刻意加强的“华夷一家”意识在多民族体系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燕行录》中来自域外的观剧书写和相关论述,从接受史的角度大大丰富了后人对清代宫廷戏曲的认知。

魏晋养子现象的合礼化进程——晋人宗法观念当代性转换的一个向度

在晋代礼秩重整中,传统宗法观念的当代性转换表现得较为突出。作为其中的一个向度,养子中养同姓子为后现象的合礼化经过了一个较复杂的过程。由于宗法制度长期以来遭到严重破坏,小宗养子现象频频发生。这使得民间对于传统宗法中"为人后"概念有了泛化的理解。统治阶层正视了这种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论证了小宗有不可绝之义,继而通过议礼的形式将养子现象视为"为人后",最终实现其合礼化。

以礼化俗视野中的理学道统世界——以管志道、刘宗周的家礼实践为例

文章以晚明思想家管志道、刘宗周的家礼实践为例,在以礼化俗的历史视野中勾画理学家在回应时代难题时所涉及的多层面内涵:礼与俗、三代之治、性命之学建构、封建与郡县、宗法与宗族建设等,这些共同构成了理学道统论的思想世界。由此说明,理学家以十六字心法诠释儒家道统,并非将儒学局限于"微观内在"的个体精神与心灵建构,而是对于宏观的社会政治难题的理想解决方案。

论先秦两汉《诗》学礼化的历程

《诗》学礼化是贯穿先秦两汉《诗》学的主线。所谓《诗》学礼化,是指《诗》学家以礼义解说《诗经》,使《诗经》成为礼义的载体。《诗三百》在周公制礼作乐过程中诞生,此后又广泛地运用于西周、春秋时期的各种典礼。春秋战国之际,礼学经历了由重视礼仪到尊崇礼义的重大转变,礼学转型为《诗》学礼化带来机遇,孔子及其弟子后学不遗余力地将礼义灌注到《诗》学之中。汉初今文三家诗初步建立了《诗》学礼化体系,《毛诗》最后完成了《诗经》礼化的工程,创建了植根于中国礼乐文化土壤的诗学理论。研究先秦两汉《诗》学礼化历程,可以从宏观上把握这一时期的《诗》学大趋势,突出中国古代诗学伦理化的民族特色。

论“母以子贵”观念在汉晋时期的合礼化

"母以子贵"观念产生于汉初,但它并不符合周代宗法制度。由于受到当时社会中"母以子贵"观念的影响,汉代经师在写定《公羊传》时,使得"母以子贵"四字窜入传文中,导致对经文的过度阐释。随着《公羊传》在汉代的地位急剧上升,这种经典阐释又强化了"母以子贵"观念的合礼性。后来虽有礼家以及历代帝王的矫正,但是由于既有经典的支持,也因其符合孝子之情的伸展,两晋庶出皇帝在加极尊称号于其生母时往往将"母以子贵"的经文当成经典的依据。

以礼化民 乡约善俗——乡村治理的路径探析

理学家秉承"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传统,为实现"化其心,成其俗"的化俗理想和乡村礼治而不懈追求。在乡村治理的路径中,认为家庭、宗族是化俗之本,是乡村治理之基石,制定家礼、族规是敦伦化俗的重要手段。他们重视乡约建设,借乡约对乡民进行道德规范、约束,使乡约成为化俗乡里的"善俗之方"。同时,为地方先贤建祠堂、立碑坊,使地方贤达偶像化,以见贤思齐,淳化风俗。宋明理学家通过修礼书,行乡约等这些化俗民间的道德实践,达到敦化导民,化民成俗的目的,实现"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的良好愿望,是理学乡村治理的一种积极尝试。对当今社会风气的改善,公序良俗的形成和乡村基层社会建设仍有历史的镜鉴意义。

文人礼书“以礼化俗”的基本类型——以朱子《家礼》祭礼为例

传统社会家族祭礼的发展深受朱子《家礼》的影响。明清时期,为了实现＂以礼化俗＂的礼治目的,儒家精英以＂执礼＂＂议礼＂＂考礼＂为名,大力注读朱子《家礼》,出现了注释类礼书、简化类礼书和辨疑类礼书三种类型。以＂执礼＂为名的注释类、简化类礼书以规范现实家族礼仪作为直接目的,将社会现状与《家礼》文本进行对比思考,试图寻求适合礼仪实践的新型家礼理论。以＂议礼＂＂考礼＂为名的辨疑类礼书,重点发掘祭礼的历史渊源,为人们了解祭礼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内涵提供了理论依据。

符号学视域下《礼化行》的阐释分析

《礼化行》是央视推出的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展演季》第二期中由北京舞蹈学院表演的一部舞蹈作品。从符号学视域下对作品进行分析,可见《礼化行》凝聚着多种符号巨大而繁杂的表意系统,深刻阐释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文章基于卡莱尔·布鲁萨克与T·考弗臧的符号体系,对《礼化行》舞蹈表演中的不同符号进行分析。

从宗法视角看清代民间“一子两后”习俗的合礼化进程

民间“一子两后”习俗是清代“独子兼祧”制度的前身,它的出现与唐宋时期开始的宗法制度下移有着密切关系。宗法制度下移导致的宗法观念平民化与宗族势力弱化是促使民间“一子两后”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受到统治阶级与士人阶层的关注并认可,“礼时为大”观念的强化是主导因素。正因为“礼时为大”的观念不断强化,知识分子方能走出传统宗法观念的桎梏,打破常规,接受“一子两后”习俗,并主动参与到“一子两后”习俗的合礼化进程中。

西周“乐”被礼制化的背景分析

西周周公的制礼作乐意味着一套用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礼仪制度,即礼制的确立,学术界虽然有人对是否为周公“制礼作乐”提出过疑问与争论,但不管是对于当时的统治者还是对于后世追思西周文化的儒家来说,是谁“制礼作乐”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个时代已经建立了一套用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礼仪制度,即西周的礼制,乐也被礼制化而具有与礼制相应的乐制体系。乐走上了服务于礼制的命运,丧失了其作为娱人属性所具有的生动活泼性。

汉唐时期“乡饮酒”礼制化考论

“乡饮酒”，即乡饮酒礼，原本是一种饮宴礼仪，先秦时期被赋予了“明长幼之序”和“进贤能”的功能。汉唐之际，在统治者的推动下，它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东汉时统治阶层承认它的地位，经改造后在地方上实行，但未纳入国家祭祀体系。西晋时皇帝亲自举行乡饮酒礼，但只限于一时一地，未成为制度，南北朝时则更加紊乱。隋唐统治者重视乡饮酒礼，将它定位成一种学礼。隋代承认了汉晋以来乡饮酒礼中央、地方并行的现实，并使之固定化，朝着礼制化的道路迈出最关键的一步。

中国古代法律“礼”化的现实性思考——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从中华法系流变的历史维度,以儒家意识形态为核心阐述了古代法律为“礼”所支配的过程。中国古代法律的“礼”化是长幼、尊卑等差别性规范在法律领域的具体化。受“礼”之精神所支配,古代法律实践严格遵循差等原则。新时代的法律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法律层面的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是新时代法治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应有之义。

试论朱子的礼俗观——以《家礼·昏礼》为例

礼与俗的关系,是礼学思想落实于社会生活实践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面对古礼繁琐难行,俗礼有违经义等现实问题,朱子重新制定《家礼·昏礼》以重整夫妇之大伦。首先,立足于古礼之基本精神,朱子大幅删减婚礼的繁文缛节;其次,严厉批评民间流于轻浮的鄙俚婚俗,但也酌情吸纳其中不害义理的仪节。最终,既契合古礼精神又切于人伦日用的《家礼·昏礼》在民间社会广泛流行开来,并由私家礼仪逐渐上升为国家的婚姻之礼。朱子通过“以礼化俗”的方式,使得儒家礼仪落实于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而实现化民成俗的目标,这对于当今重建儒家礼仪文明与人伦价值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儒家刑事理念是如何被原教旨化的?

原教旨化是指把信仰领域的信条落实为一种强制性的义务的过程。儒家刑事理念最初就是作为一种德化领域的信仰和戒律而存在的,但在上升为制度性的刑事政策之后,开始被异化。儒家刑事理念以自然主义为基础。"本生"与"本己"是儒家刑事理念宽容化的精神家园。"贵公"与"去私"是儒家刑事理念刚猛化的基础。但在以"法"入"礼"之后,儒家思想为"术"所用,开始通过"法"的方式被包装为一种政治统治思想。刑罚的运作过程中,"君亲无将,将而必诛"、"以酷为声"、"以理杀人"成为重要特点,宽容理念丧失,独立精神被扼杀,儒家思想被原教旨化。

礼教对女性人生的设定及其用意

《礼记》等儒家礼学典籍,记录创制了中国礼教文化。旧时女性在娘家与婆家,人生两个阶段分别受到不同家庭文化背景、不同礼学内容的教化,承受了沉重的人性压抑;但也派生出维护封建家庭稳定、教育子女成功的正面作用。礼学教化培养出的婆母,为维护家族利益而维护礼教和宗法,进一步维护了家族稳定。礼教的设定意在对社会结构以家族为基础的宗法社会予以支撑,从而有效地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简论汉代的礼和法

汉代礼法并用是中国法史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汉人成功地将礼的文化传统和法的文化创造相榫接,从而形成了中国法律传统的主流。本文简要概述了汉代承继秦法以及复兴礼治的历史状况,分析了这一状况产生的历史原因即秦法的局限、君主官僚政治的需要,民间现实土壤,从而得出了汉代礼法并用是中国法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的结论。

《文苑英华》中的涉礼判文

唐代继承儒家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思想。《文苑英华》所收唐代判文以涉及儒家"五礼"内容判文种类最多,判文涉及继承、孝道、丧礼、官制、军事并民事诸多内容,均被纳入"礼治"范畴,依礼审视甚或依礼判决,"礼"字出现次数不可胜数,行文也显现了司法审判对"礼"的重视和依赖。

清冠顶制的流变

本研究采用以物见文、文图互证的方法进行综合分析,梳理辽金以来顶式的礼制化发展过程,厘清清代顶制建构的规律。研究表明:北方民族“尊首奉冠”的族俗传统是顶制根源所在。辽金顶式通过以莲为饰,糅合了多元文化中的神圣形象以示正统。元代奉藏传佛教为国教,顶式便继而以“莲座宝顶”作为礼冠标志和统治阶级的权力象征,开启了顶制礼化的序幕。明承元绪,以儒统改造北族顶制而循序弗易。至清成集大成者,乾隆定制创造了“即取其文,不沿其式”民族融合的典范,在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族属的形制基因上创建了顶制体系,构成了流传有序、完整建制。

学术与政治纠结中的朱熹祧庙之议

朱熹议祧庙主要针对的就是以楼鑰、陈傅良为代表的永嘉功利之学。朱熹认为赵汝愚不应该因避王安石之学而一概否定其具体的礼学主张,认为其祧迁僖祖满足了个人的私欲而忽视了能够带来长久和平安定的正确的礼制秩序。朱熹议祧庙集中体现了礼学理学化的思想倾向,与后来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有着直接的联系。

中国传统德育中的人伦德育形态

人伦德育是中国传统德育的主要内容,也是其主要的德育形态,亲族德育、学校德育和社会德育是传统人伦德育形态中的主要社会结构形态,而由仁义行与化民成俗、以礼制心与所以明人伦、化俗成礼与化礼成俗、先富后教与继天而教等与结构形态相适应的目的形态和功能形态,则发挥了"观乎人文,化成天下"的道德教化作用,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仍具有重要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