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礼学经世”说的涵义和运用

曾国藩一方面强调礼是无所不包的外在规范,是建立理想社会的保证;另一方面又特别突出史籍中记载的典章制度的作用,以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他对礼学传统的建构反映了兼容汉宋和经史联贯两大特点。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曾氏贯彻"礼学经世"的主张重建军礼,反映了对制度和规范的同时重视。同时他重视湘军祭祀,还从礼学中发掘技术因素发展火器。以礼学为凭借来实现近代转型的突出优点是,不必否定本民族的传统以造成不可弥补的文化断裂。

论李觏“经世礼学”思想的功利主义内涵

李觏“经世礼学”思想的突出之处在于其“康国济民”的功利主义和拯救时弊的改革精神。他发挥孔子思想中的功利因素提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的思想,托先王“黜陟幽明”之古制论证其“事功理论”的现实意义。他的礼学思想表达了锐意改革的现实主义诉求,充分体现了其“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但是,李觏的礼本论思想过于执着于礼的“止”“节”等维度,对礼之“仁”“通”的论述不甚充分,同时在学理上混淆了道与礼、礼与仁、礼与义等范畴,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微妙差别。

“世变方殷”中的“礼学经世”演变史——兼论曾国藩汉宋之学与经世学的融合

曾国藩的“礼学经世”,是历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不过,迄今为止的研究往往将其归结于“军礼”,而没有认识到曾国藩有一个超越了军礼的更深理解。更重要的是,曾国藩的“礼学经世”思想,与他对于当时之世的认识有着密切关联。细致探讨曾国藩在书信和文章中对于“礼”的论述,或可重构他的“礼学经世”思想的演变过程,其中变化的关键就在于他对于“世变”的认识。曾国藩“礼学经世”说的最终含义,是要通过对于制礼之义和当代之“世”的结合,实现汉学与宋学融合,由此达到礼学经世的目的。

曾国藩“礼学经世”说的宗教仪式渊源——以送痘神与求雨求晴为例

人们研究曾国藩"礼学经世"的主张,对"礼"的内涵不够重视,或者泛泛而谈,或者把"礼"当作是笼统的道德规范,而忽视其中宗教仪式性的内容,其实是从现代人的世俗心态出发,滤去该主张的政教合一色彩。从曾氏担任总督期间送痘神和求雨求晴的活动入手,探讨"礼学经世"的这一层面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来源,看仪式过程中地方风俗和朝廷典制如何互动﹑合作。送痘神是曾氏行送神之礼,为百姓祈求免灾,一方面使私人行为得到升华,另一方面也收揽人心。求雨求晴,则可以看到他把龙神崇拜推向中心,在天人关系中掌握主动权的尝试。两者都反映他平乱以后把有利于统治的民间信仰纳入正统,重建礼仪秩序的努力。

礼学经世:从京师到地方的视角转换——曾国藩学术思想补说

曾国藩的学术与事功成就建立于道光与咸丰、同治时期。道光中后期,曾氏理学思想奠基,逐渐形成汉宋会通的学术思想,同时着手经史之学,期以经世。咸同间曾氏治军在外,其视角由京师向地方转换,学术思想发生由理到礼的演进,表现为'礼学经世',然其本质特征是以礼合理。一方面,曾氏抓住唐宋以来通礼编纂所体现的制度与仪节属性的双重面向,在政事层面发挥其制度性价值,在伦常层面发挥其规范性价值。另一方面,又把礼所关乎的道德修养问题由新儒学以来的心性问题转化为传统礼学的仁义问题,以维护礼的等级差异,从而提升个人修养,规约伦常习俗,引导社会风气,将礼推向经世致用。曾氏礼学体现了礼与理的相互勾联、相需为用特质,具有鲜明的朱子礼学思想取向。

理学经世路线与曾国藩的理学经世

晚明以降，理学的空疏一面受到士子们猛烈地批判，理学主流的经世意旨却因此被忽略。其实理学主流无论程朱抑或陆王从未背离儒学经世的传统。曾国藩不仅对理学经世的精神意蕴多有阐发，而且尤其注意理学经世的路径。他明确揭橥“礼学经世”口号，不仅廓清了理学末流，恢复了理学经世的原旨，而且发展了理学经世路线，无疑是经世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理学经世的价值取向所蕴含的活力因素（务实精神。

论劳乃宣的“以礼入法”思想

劳乃宣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曾国藩"礼学经世"的衣钵,倾心于礼学研究,以期实现所谓"中兴之梦"。他竭力维护"以礼入法"的传统,反对沈家本等人修订的以西方法律思想为主旨的《新刑律》,成为继张之洞之后礼教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其思想主张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某些可取之处,但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礼教秩序和腐朽的清朝统治,具有保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