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礼官的地位升降与职权变化

唐初礼部与太常寺礼官各司其职,礼部礼官执掌礼制的制定、修改与解释,太常寺礼官根据礼部的指令与意见,负责具体的、事务性的工作。高宗武后时期,主礼乐政令的礼部司礼之责旁落具体事务部门太常寺。安史乱后,掌管礼仪诸务的是以礼仪使为首的,以整顿礼制、制定仪注为主的太常礼院。太常卿多以礼仪使的身份作为重要的司礼官员,负责重要礼乐政令及主要事务。唐代中后期,太常博士及其所属礼院实为制礼与变礼的核心官员和主要机构。

唐代祭祀礼仪制度与礼官文士的政治命运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国家祭祀一直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象征,而礼官作为司礼的专职官员,担任国家祭祀典礼的策划与主持。在唐代重文的风气下,文人是组成唐代礼官的主力。礼官文人的命运常常同政治气氛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有唐一代的政治社会变迁,国家举行祭礼的目的和能力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别直接影响到礼官文人的人生轨迹,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命运。

刘禹锡的礼官经历及期间文学创作分析

刘禹锡担任礼官是在永贞革新失败、经历了连续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活之后。刘禹锡任职礼官期间的诗文创作体现了礼官的职务特性,而礼官经历对其文学创作和仕途人生而言,也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不仅造就了刘禹锡抒情酬赠之作的高峰期,而且成为给予其希望却又最终失望的第二次京都从政经历,并见证了诗人坚强、豁达的个性。

史类礼官作家群体事略汇考——春秋时期礼官系统世族作家群体与文学创作研究之二

晋史苏、筮史、史赵、史龟、虢史嚚、鲁宗有司皆属史类礼官,皆有作品传世,此六子可称之为春秋时期礼官类贵族作家群体。

名家不出于礼官考论

先秦诸子起源问题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了“诸子出于王官”说,认为名家起源于礼官。然考诸史籍,对班固此说提出质疑,具体表现在:一是诸子之学非专出于周代王官之学;二是《周礼》伪书不足为据;三是名家主张与礼官职守不一致。通过对名家不出于礼官的考察,意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同仁对此问题之重视。

从礼官知贡举看初盛唐时期取士导向的变化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礼部侍郎取代考功员外郎而掌贡举。对于科举史上这一重大改革的原因,史书及当今学界多以知贡举官的品阶论之。但是,通过对礼官接任知贡举的政治文化背景的考察和第一任礼官姚奕上任之后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分析,可以发现礼官接任知贡举的深层原因以及知贡举权转任所代表的初盛唐之际取士导向的变化,即由以文辞取士转向重儒学经史、致用务实。

明代中后期官礼变动与官礼之争

以"品级为序"和"衙门次第"为基调的明代官礼,可以处理不同部门、不同等级官员之间的政治交往,具有普适性。明代中后期,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动,官僚群体之间发生权势转移,品级与权力之轻重、文武之地位等亦因此而变,"论官不论品"的非正式官礼开始流行官场,并与国家官礼定制在礼义精神上相冲突,以致明代官场僭礼之风盛行、官员争礼事件不断。

从以礼责官到任情坏法——唐代官员受贿贬官现象探析

贬官是唐代官员受贿的责任形式之一,官员受贿贬官不受刑,是在追究官员受贿的法律责任时,以行政责任替代刑事责任。唐代官员受贿贬官包括两种,贬授正员官和贬为左降官。官员受贿贬官制度强化了唐律"刑不上大夫""以礼责官"的立法精神,是对唐律除免当赎制度的完善和补充,但在实践中,由于统治者私心自用,贬官这一责任形式变成了偿恩报怨、党同伐异的工具,"以礼责官"的精神也被"任情坏法"的现实所取代。

从以礼责官到任情坏法——唐代官员受贿贬官现象探析

虽然《唐律疏议》并未规定官员受贿贬官这一制度,但从史书记载来看,贬官是唐代官员受贿的责任形式之一。官员受贿贬官不受刑,是在追究官员受贿的法律责任时,以行政责任替代刑事责任。唐代官员受贿贬官包括两种,贬授正员官和贬为左降官。官员受贿贬官制度强化了唐律"刑不上大夫"、"以礼责官"的立法精神,是对唐律除免当赎制度的完善和补充,但在实践中,由于统治者私心自用,贬官这一责任形式变成了偿恩报怨、党同伐异的工具,"以礼责官"的精神也被"任情坏法"的现实所取代。

汉赋与礼学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汉大赋的形成及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认为汉赋与汉代礼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中赋家对汉代。天子礼"仪典的翔实全面的描写,标志了中国古代大一统帝国礼制的建构与完成。具体而言,汉大赋的崛兴与汉武帝时崇礼官的关系、赋家又多属礼官系统,决定了汉赋对天子礼的记录与描绘,这里又包含了赋家的尊帝都与崇王道的思想。同时,赋家崇儒重礼及尚文观念,亦与汉大赋繁之缛词之风格的形成相关。

逸礼考略

《逸礼》,又称《礼古经》,是汉代失而复得,又得而复逸的古文礼经。在西汉末期,《逸礼》曾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并一度走运,曾经成为汉经学中今古文学之争的中心议题之一;但在东汉时期,由于学术界对它兴趣渐减,对其价值。

萧——韩文学流派对中唐礼制复兴、文风改革之影响

从师承关系和传承时间上的延续性看,从萧门弟子到韩门弟子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正宗的文学流派。该流派三十多位成员活跃在中唐肃宗到敬宗时期,占据了礼部的重要职位。他们竭力改变以往教育内容中重经义、轻实用的状况,力主文章联系现实,于政治有所补益,在朝廷制度上完成流派文学思想的传播,规范和制约了天下文士的文体选择和文风倾向,使流派影响扩大到整个文坛。

南汉的礼仪与“非礼”

五代十国通常被史家认为是"礼乐崩坏"的年代,因此南汉的礼仪史研究一直得不到重视。事实上,南汉继承了唐朝的礼官制度,有专门的官员和机构主掌王国礼仪和王室宗法;南汉立国五十多年,进行了数次祭天、籍田的礼仪仪式,完善了礼仪与政治的建构;南汉建设了宗庙制度,并多次敕封地方神祇。由此看来,南汉国内的礼仪制度较为完备。但由于帝王自身的原因,南汉在比较完善的礼仪制度中又频发不合礼法的"非礼"事件。可见,南汉的礼仪处于"崩坏"与"完善"的边缘。

明初城隍考

一、序论在旧中国的城市中,城隍庙的存在甚为普遍。关于城隍庙的产生和发展,邓嗣鬲、那波利贞两位学者早在三十年代即已有过总括性的论述(邓35;那波34)。近年来,中村哲夫、约翰逊·戴维(Dayd iJohnson)等又有进一步的研究(中村76;Johnson85)。这些研究大多围绕着城隍信仰的产生,城隍神、庙的作用,以及历代王朝对它的封赠等问题,在时间上则主要集中在从南北朝到宋元时代。

唐朝庙制及其昭穆次序述评

先民们大概在从图腾崇拜过渡到祖先崇拜时,便创建了旨在祭祀祖先的宗庙。因此,在古人的心目中,“礼莫大于宗庙”。而在诸多的宗庙礼仪活动中,排列昭穆次序又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正如《礼记·中庸》所说:“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然而自春秋以降,因史文阙佚,人们对三代以上的宗庙之制与昭穆之制已不十分清楚,虽系经师硕儒,亦难言其详,故其注释,遂生歧义。唐称盛世,硕儒辈出,然据新、旧《唐书》所载,亦未指陈唐宗庙中昭穆次序之正误。后世治唐史者,就笔者所知,亦着墨不多。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不当之处,恳请方家与读者指正！

教育仪式感,这必须有

传统教育仪式曾遭废弃,丢掉的不是无关紧要的形式,而是宝贵的民族集体精神记忆。民国之初有人提出学童参拜孔子像仪式要废除,因两派争执不下,教育部作了折中,拜或不拜自行决定。＂五四＂以及＂文革＂时期,拜孔象征的师道尊严,一再遭到亵渎、践踏,批孔斗师、斯文扫地,谈何尊师重道？近年小学生＂开笔礼＂复又盛行,我为此点赞。传统教育仪式只要仍有精神价值就应继承、弘扬。

张载卒时、卒因辨

张载,字子厚(1020年——1077年),陕西眉县横渠人。对张载的卒时、卒因与卒地问题,《宋史·张载传》只载其告终地而无卒年,其它史料却说法不一。范育在《张载集·正蒙序》中说:“熙宁丁巳岁,天子召以为礼官,至京师,予始受其书而质问焉。其年秋,夫子复西归,殁于骊山之下。”吕大临在其所撰《横渠先生行状》中说:“熙宁二年冬被召入对,除崇文院校书。明年移疾。十年春复召还馆,

鲁迅藏《乐浪及高句丽古瓦图谱》

在参与编辑整理鲁迅藏瓦当拓片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鲁迅日文藏书中有一本《乐浪及高句丽古瓦图谱》,诸冈荣治编,京都便利堂于昭和十年（1935年）出版,共119张（活页）,其中包括了乐浪及高句丽地区出土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字及纹饰瓦当,从中不难发现,在汉代乐浪郡时期中原瓦当文化对乐浪及高句丽的影响。鲁迅从1915年开始搜集古代瓦当书籍和拓本。

释柴——“开门七件事”文化札记之一

小引 人们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这个说法至迟在宋代便已出现。吴自牧《梦梁录》卷16“鲞铺”条中即称:“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多涉及饮食之道,在现代的语言中,又泛指日常生活中不值一提的琐屑小事,似乎无关宏旨。可是《礼记·礼运》篇里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这就说明饮食之道也与文化传统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所以。

《周礼·春官宗伯》研究综述

《周礼》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三礼"之首,两千年来,在思想、道德、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对中国传统社会影响巨大。这部历史文献保存了周代礼官、乐官的大量史料,包括礼乐之官的称谓、职掌,礼乐制度的规定,以及在礼仪活动中所使用的礼器、乐器等的记载。这些相关的资料主要集中在《周礼》六官之一的《春官宗伯》系统中,其下含礼官、乐官、史官以及巫祝卜筮之官,主要职掌周代文化教育与礼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