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礼容纲目演变与《新书·容经》的生成——以出土竹简为参照

考察《新书·容经》文本结构可知,以制度、轶事、古语立说的后半篇为阐释礼容的“传记”,历叙礼容大纲、细目及禁忌事项的前半篇,才是记录礼容纲目的“容经”。追溯贾谊的礼学师承,此“容经”源于战国晚期的荀子。在荀子之前的七十子后学礼论中,以情境为据而象征国家礼法的《周礼》“六仪”,与以身体为本而蕴含君子德行的《礼记》“九容”,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类礼容纲目。归纳由“六仪”“九容”到“容经”的纲目演变,能够还原“容经”文本的生成过程。《新书·容经》的编纂进而促成了“容经”的经典化。

从礼容到礼教:中国中古士族家法的社会变迁

张国刚探讨了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的发展脉络。他认为,作为先秦时期百家中的一家,历经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儒家经典被内化为士大夫风操,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唐代以来,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随后兴起的理学,则是针对业已下移普及的礼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论化重建。牟发松对唐代"山人"作了考论,他认为,唐代"山人"大抵可分为为皇室神圣化、王朝正当化提供宗教论证型,身在山林、心在朝阙、走终南捷径型,参与政治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型,以服食、医药等致长术之术为主的专业型。不过就"山人"身份的本来意义而言,应该是处山林之远,以在野的身份与朝廷之士相对。杜文玉根据《刘中礼墓志铭》等资料对唐代内诸司使中的牛羊使、武德使、客省使等使职职能作了补充研究,并对威远军的设置与罢废以及威远军使的设置情况作了详尽考述,指出了威远军使与监威远军使的区别。孙继民认为,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是陈寅恪、唐长孺解读《桃花源记》的两个维度,在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陈寅恪是开拓者,并给后来者以启示;而唐长孺则是踵继者,自质疑始,又在质疑中继承,同时蕴涵超越。

商周礼容考论

商周时代的礼容可以单称容,也可以称作颂或威仪,《诗经》等传世文献多有记载。由于礼容较为繁盛,商周时代形成了掌管礼容的世官世家,青铜器铭中的木羊册册、木工册册、木见齿册等就是这些家族的族徽。《洪范》九畴的第二畴"五事",是殷商时代的礼容,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而与八政、皇极等组合为九个范畴,成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孔子将商周礼乐统称为"文",表明以礼容为重要元素的礼乐,其实质在商周两代基本相同。

先秦道法家与儒家礼容观异同辨

《吕氏春秋·士容论》载有一段田骈的故实,表明稷下道法家在礼容问题上对儒家持批评态度。相关传世文献以及马王堆帛书、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出土文献显示,稷下道法家与儒家分享相同的身体知识,都很重视身体仪容的礼法规范,并认为内心对礼容的展现具有决定意义,也都强调礼容应落实于现实政治之中,拥有共同的理论模式。但双方对具体礼容的要求有所不同,更因同质化的政治指向,两家均意图在现实政治中有所施展,使得相互批评不可避免。现实中出现的儒家后学偏离本学派礼容思想、趋于极端的行为,更给同样重视礼容的其他学派留下了攻击儒家礼容的口实。

礼以观命:春秋时期礼仪实践中的礼容与命运

礼容是古礼的重要要素。行礼者在行礼过程中的言辞应对、容貌神态、威仪动作,甚至喜怒哀乐,均包含在礼容之内。在礼仪实践中,行礼者根据不同的地点、身份、仪节等,展现相应的礼容。外在的礼容并不是无意义的,而是抒发内心情感的必要手段,是映照内心情感的无二镜鉴。春秋时期,礼是个人安身立命和治国理政的根本标准,是其时之人共享的知识和基本的日常生活方式。违礼者是转型社会中的脱轨者,本质上还是传统中的人。在共同的生活轨道和共享的诗礼知识中,无论遵礼者还是违礼者,均可以被旁观人通过其外在的礼容,探测其内心的秘密,并预测其命运。

白鹿洞书院朱熹自画像“礼容”观

本文针对白鹿洞书院"朱子祠"清末碑刻朱熹自画像造型姿态,以石刻图像的形象与朱熹理学史册中"礼"的阐述来印证朱熹"礼容"观。认为儒学思想体系中的文人贤者能给自己作自画像者,非常罕见,它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理学与"礼容"是存在互通的关联性的。

中国古代书院的礼容之学与成人之道

礼容是礼学的要素之一,其内涵强调的是学者外在的容貌、举止、服饰与内在性情的和谐一致。自汉代以来,礼容之学不断发展,被儒者视为言行举止的普遍性规范。宋明儒者视礼容之学为涵养德性、培养人才的成人之道,并将其落实于书院教育之中。书院的礼容之学涵盖言语、容貌、服饰、举止等方面,藉由身体的规范实现对心、性的修养,以期在身与心的内外交相养中培养完满的君子人格。重新审视书院的礼容之学,有助于准确理解儒家的成人之道。

洒向储户都是情——记“十佳储蓄员”王礼容

广西玉林市玉林镇信用社回龙桥分社,有一位人称储户贴心人的女同志。她,就是这个分社的负责人,玉林地区农村信用社“十佳储蓄员”王礼容。 王礼容从事金融工作16个春秋,业务单位先后变动了4个。不管在哪里上班,她对顾客总是笑脸相迎,热情接待。她在哪里坐柜台,哪里的顾客就高兴而来,满意而去。去年3月的一天,一位老婆婆独自坐在柜台前的椅子上,像要问些什么似的。王礼容主动站起来和她打招呼,耳聋的老人听不清,王礼容就用笔代口,

戰國至漢初儒家對古典禮樂的傳承考述

战国至汉初儒家对古典礼乐的传承，在“礼”的方面，可分为传承礼“义”、传承礼“仪”礼“容”。其传承方式是或着于竹帛，或直接传习“礼”的礼典和动作。在传承“乐”的方面，表现为《乐》的成书及亡佚。经过战国至汉初儒家的传承，宗周礼乐部分地保存了下来，但已不再是周代旧“礼”下礼的“义”、“仪”、“容”浑然一体以及礼乐水乳交融的状况。

从《论语》一书观孔子对周礼的推崇

现在学界对孔子的研究,多是结合了《论语》《左传》《礼记》《史记》《孔子家语》以及先秦诸子等多种典籍的内容,从史学、文学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证。由于各书编纂者所听闻的孔子事迹存在差异,导致各书所反映的孔子形象难免会出现矛盾,例如《左传》与《礼记》关于孔子与季札的记载,其中在孔子的年龄问题上存在矛盾;《史记·孔子世家》所记录的孔子事迹在年代顺序上存在偏差,因此在研究中也导致了一些问题。

童子礼

凡着衣,常加爱护。饮食须照管,勿令点污;行路须看顾,勿令泥渍。遇服役,必去上服,只着短衣,以便作事。有垢、破,必洗浣、补缀,以求完洁。整衣欲直,结束欲紧,毋使偏斜宽缓,致失仪容。上自总髻,下及鞋履,俱当加意修饬,令与＂礼容＂相称。其燕居盛暑时,尤宜矜持,不得袒衣露体。

《诗经》“威仪”说

《诗经》中"威仪"一词有三个义项:一指礼容,二指符合礼仪节文的言行表现,三指能起表率作用的言行、德行。在《诗经》中,威仪都与德行有关,被认为是道德精神的表现。威仪的这种用法在《尚书》中也存在。金文资料中,威仪用例含义和传世文献中的用法一致,着眼于道德精神层面的内涵,认为威仪是守礼、有德的表现。春秋以后,威仪逐渐固化为礼制,成为儒家学者十分重视的问题。

汉代美育的开篇——论贾谊的美育思想

汉初,陆贾提倡儒家以"仁义"为核心的教化论和以"治情性"为中心的修养论,对汉代美育思想起到了引其端绪的作用。贾谊在政治上主张实施礼治,提倡以礼乐"移风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在个体人生修养上,重视"太子"的礼乐教养,和"礼容"的审美修养意义;其"德有六美"之说,从哲学上深刻揭示了仁、义、礼、智、信、乐"六德"的本体意义,使儒家德行修养的美育意义得以展现。因此,贾谊的美育思想是汉代美育的真正开篇。

毛泽东早期创办的一个经济实体——文化书社

仔细考察中国共产党早年的历史,我们发现伟人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山色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能干的实业家。1920年8月,他在长沙亲手创办的文化书社,就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生动的证明。从书社的经营的宗旨、资本的筹措、经营范围的扩大、人才的选用、财务的管理、以及广告传单的运用等等,无不样样卓有才干。毛泽东同志的这一重要实践,不仅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我们今日研究起来,也颇发人深醒,教益非浅。

我所了解的罗章龙

我接到罗平海先生的电话,说他父亲的《罗章龙早期著述》即将出版,要我写个序言。我作为晚辈是没有这个资格的。可是罗平海说了解他父亲的人已经不多了,非我承担不可。盛情难却,放下电话,我不禁想起与罗章龙晚年10多年的交往,浮想联翩。党史座谈会期间,很少发言,但在我请教时坦陈了1931年成立非常委员会的事我与罗章龙的交往始于1978年8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召开的党史座谈会。座谈会是由李维汉倡议召开的。

楚系高等级贵族墓葬中青铜容礼器的分组问题——以曾侯乙墓为例

一、前言楚系高等级贵族墓葬中的青铜容礼器,作为东周时期列国礼制用器的代表,其类型和组合历来多受学界重视。早年郭宝钧先生就曾以寿县蔡侯墓和信阳长台关、寿县朱家集楚墓为例,认为东周时期青铜礼器有着“钟鸣鼎食”的组合特征[1]。

作始也简 其毕也巨——全国第一个省级中共支部的成立与发展

1921年10月10日,在长沙市协操坪(今省体委体育场)的树林里,有十几个人影在月色中晃动。这是共产主义的幽灵降临到了湖南。一群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这里秘密集会,讨论在湖南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会上由出席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何叔衡传达会议精神和发展组织要求,一致同意成立中共湖南省支部,作为革命的领导核心;经过酝酿,选举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为支部委员,毛泽东任书记。全国第一个省一级的中共支部就这样成立了。

勤自锻炼 增益其所不能——毛泽东同志体育史料选编

一、从小爱好活动,教导我们“要好生保育儿童”毛主席是他父母的第三个儿子,他的两个哥哥,由于体弱多病,小时候就被疾病夺去了生命。毛主席的儿童时代,害过大病,体质不强,他的母亲十分疼爱他,很为他的健康耽忧,平时细加照料,病后曾带他到外婆家附近的龙潭托叩石问名,起了个乳名叫“石三”,以寄托“石稔长流,健康长寿”的愿望。毛主席小时候好活动、爱游戏。常玩《骑竹马》、《叠罗汉》和《赞狮子》等儿戏。

铜鼓:毛泽东化险“福地”

奔赴铜鼓 策划秋暴 1927年8月,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长沙改组湖南省委,策划秋收暴动。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接到中共安源市委关于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力量情况的报告,即于当晚在长沙近郊的沈家大屋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又一次讨论确定暴动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