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崩乐坏”考论

周公制礼作乐,构建了一个集大成的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礼乐确定了周王朝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西周王朝赖此持续强盛了近300年,此后走向衰落。到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礼崩主要指:周王朝受到异族的挑衅,对诸侯国失去制约,各诸侯国的二级、三级政权失控,出现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礼乐典集大量遗失。相对于礼崩,乐坏更为严重,主要包括:礼乐被遗失,礼乐被渎用,制乐停滞,音乐资源流散,礼乐被僭用,地方音乐迅猛发展等方面。尽管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礼乐的振兴、传承做出了努力,但礼崩乐坏已是东周王朝不可逆转的趋势。

礼崩乐坏否 礼复乐兴乎——以一组汉代铜钟画像为例

从乐、图、文三方面,对汉代画像上刻画的铜钟用乐图像进行深入剖析后发现,这种对铜钟松散的使用,不是先秦礼崩乐坏的延续,而是汉初无为而治形成的较为松散的用乐制度所造成的。这种使用,恰恰又成为汉武帝重新制礼作乐的创新基础。其创新突破旧有礼制乐制,最终形成了铜钟既可礼乐、又可娱乐的新的礼复乐兴的繁荣局面。

论周代列鼎制度的嬗变——质疑“春秋礼制崩坏说”

列鼎是周代贵族身份等级的标示物 ,列鼎制度在周代贵族礼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该制度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沿革、等级构成的变迁。从列鼎制的嬗变来看 。

春秋战国音乐经济之“生产”环节分析

春秋战国是奴隶社会从繁盛走向瓦解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最为繁盛的阶段之一,礼制式微,俗乐繁盛,流派并出,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音乐经济之"生产"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表现在:政府的音乐生产行为直接建立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之上;音乐生产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音乐生产行为本身就是国家政治外交的一部分。

鼎新与融通:城阳城址战国楚墓出土陶礼器的造物意识

陶礼器造物虽以“器”的完工为最终的呈现,但却以“礼”作为意义指向的终点。对城阳城遗址战国时期贵族楚墓出土的鼎、鬲、壶、簋、敦等大量陶礼器考辨发现,战国陶礼器的造物受“礼崩乐坏”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在造物方法上与同期铜礼器、漆木礼器存在全面深入的交融互鉴,在造物目的上以“新器”之实蕴逾礼之“新”意。在制作用材和审美趋向上糅合其他艺术种类,通过巧者和之的用材之道和装饰美学上的兼收并蓄,表现出独特的融通意识。战国时期陶礼器艺术以其鼎新融通的造物意识为理解当时社会背景对彩绘陶艺术的影响提供了耐人寻味且极具美学价值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