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律令体制”——重新认识中华法系

“律令体制”说肇始于日本汉学界。中华法系不应归结为“律令体制”,而是一种“礼法体制”。从“礼法体制”来重新认识中华法系,以廓清长期以来对其的误读、误解和误判,揭示古代中国法由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组成的法律样式,寻求中华法系追求“礼法之治”“良法善治”的法文化遗传密码。

超越儒法之争——礼法传统中的现代法治价值

先秦儒法之争并非"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汉代新儒学融合百家,也终结了儒法之争。中华法系是礼法体制、礼法法系,并形成了帝制中国"礼法之治"的治理模式和志士仁人对"良法善治"的不懈追求。礼法仍存活在中国人的法文化血液深层之处,其中不乏有益于建构现代法治中国的元素和智慧。在法制和法文化领域,建立文化自信和接续、转化、弘扬传统,应从礼法传统入手,一味地从法家"法治"儒家"德治"去分头寻找,可能本身就已陷于路径选择之误。

男女性别分工与周礼父权宗法特质溯源

形成于原始社会的男女分工模式,基本上被继起的文明社会所继承和改造,并成为父权宗法社会的伦理秩序基础.周代是典型的父权宗法社会,其家庭社会分工模式可概括为男主外、女主内的道德礼法体制,其思想意识根据是所谓男女之别.此男女之别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取决于生而俱来的体力、智力之类自然生理差别,还是由后天的社会文化塑造而成?周代的人们已经在试图回答和解释这些问题.如果从这里入手分析相关的现象,有助于深入认识周代社会以及周礼的父权宗法性质.

此“法家”非彼“法家”:古籍所称“法家”词义考析

从四库古籍和古代法律文献序跋中搜得123次“法家”用例,考其词义,可分三类:学术史上之学派名称,律学、刑幕学、司法检验学等刑名之学,典狱之官。典狱之官这一“法家”新义,泛指古代刑事司法官吏,作为一种职业名称,系《四库全书总目》之“法家类”提要所未揭示。这三类“法家”词义均非先秦诸子百家中“法家”的原型含义,即“此‘法家’非彼‘法家’”。窥此一斑,可以印证中国古代之主流思想和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儒家思想,先秦法家学说被秦汉以后的儒学所吸融;中国古代法和中华法系远不限于“律令法”与“律令体制”,而是由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构成的“礼法体制”;从刑事法,即律典的角度而言,瞿同祖先生所谓的“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乃是不刊之论,而今日中国之现代法治绝不是法家之治。

走出“律令体制”——重新认识中华法系

"律令体制说"肇始于日本汉学界。中华法系不应归结为"律令体制",而是一种"礼法体制"。从"礼法体制"来重新认识中华法系,以廓清长期以来对其的误读、误解和误判,揭示古代中国法由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组成的法律样式,寻求中华法系追求"礼法之治""良法善治"的法文化遗传密码。

从《逸周书》看西周的国家形态

《逸周书》是关于西周国家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逸周书》的相当篇章是周人对西周国家的历史实录,其余篇章则是春秋战国士人对周朝的追述。从整体上说,它反映了先秦士大夫心目中周朝的国家形象。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先秦士大夫在《逸周书》中所塑造和建构的西周国家形象具有以下特征:周朝已经拥有传统国家的所有要素,是比较发达的传统国家形态;等级制度是西周国家公共秩序和政治生活的本质;礼法体系已经相当成熟,并且成为政治评价的基本标准;政府的职能范围十分广泛,全能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已具雏形;除了维护等级秩序的本质职能之外,周朝政权已经具备赋税征收和简单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王道"和"霸道"的思想已受到周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王道"已经成为其理想的统治方式;周朝政权十分重视外交和国际关系,已经拥有比较系统的国际战略思想。

多元协同视域下的五治结合:渊源、意涵及实现路径

新时代背景下,探索中国治道模式的协同创新是较为迫切的时代课题。中国传统的礼法体制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中国之治的经验和智慧,如礼治、德治、自治及德法融合等,现代政法体制蕴含着“政治”、法治、智治等治理元素,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对二者进行协同创新必将产生中国之治的新思想、新模式,“五治结合”即是其重要产儿。“五治结合”吸收了礼法传统的礼治、德治、自治、德法融合等元素,从政法体制中衍化出政治、法治和智治的智慧,创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道模式。凝结了传统与现代、古今与中西治道智慧的“五治结合”,蕴含了契合时代之治的内在品格和外在张力,必将对现代中国之治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在乡村法治、基层治理、民族法治等领域的治理实践中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