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刑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承与发展

刑法思想是指导立法和司法的理论基础。司法效果是产生刑法思想的实践源泉。中华民族从封建王朝的"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刑法思想到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再到新中国成立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直至近年来国家实行的"宽严相济以及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它们既一脉相承,又发展创新。其宗旨在于注重教化挽救,打击极少数,争取大多数,减少社会对立面,增加和谐因素。以此为指导思想,则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反之,重典治乱,虽救弊一时,但衰败亦促。

《管子》中“礼法并用”的再探讨

《管子》所代表的"齐法家",较之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晋法家",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其中儒法结合的倾向。学界将这个特点称之为"礼法并用"。在本文中,从人性论基础、治理方式和"道统"观三个角度入手,认为《管子》中言"礼",很大程度上是从综合手段的意思上来说的,以教为本的意思不强。在这一点上,与先秦儒家的"礼"是有着根本性差别的,因此两者之间并不能简单的对等起来。较为准确的认识,应该是"礼治"与"法治"并存于以法为本的政治体系当中。

试论我国古代“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

“礼法并用、德主刑辅”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它的确立经历了“周公制礼,明德慎罚”,儒法之争,儒法合流等几个阶段,并被西汉以后历代王朝继承和坚持。这一治国方略的运作是通过:修订礼制,梳理纲常名教,使之社会化;引礼入法,使道德法律化,法律儒家化;德礼至上,法律依循道德,使司法伦理化。

从心论、圣凡论到治国模式的确立——孟荀政治哲学建构理路之比较

身处周秦之变的时代潮流,诸子多以思考救世良方为要务。就儒家中的孟荀而言,心论是各自建构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石,而对心的不同理解与认知,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圣凡论与治国模式建构上的不同理路及特征。孟子认为,人人皆具道德本心,强调心的普遍性意义,主要关注凡圣同源、凡圣无别。荀子主张心是待解蔽、可解蔽之心,以是否成就大清明之心作为考量圣凡异心、圣凡之分的重要依据与标准。在此理路的映射下,孟荀分别形成了仁政教化治国与礼法并用治世的治国模式与政治哲学理论。孟荀为应对时代困境所做出的理论探索及所彰显的人文情怀,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仍有值得借鉴的价值与意义。

贾谊论礼与法的关系

贾谊是西汉初期著名的思想家、政论家。基于秦二世而亡的历史及现实的双重原因,贾谊重新反思法的不足,并详细论述了法以及法和礼的关系,提出当以儒家之礼为核心精神,礼法并用,重建社会政治秩序。贾谊对礼与法的论述,兼综儒法,是对先秦以来礼治与法治论争的一个总结。

荀子思想与秦汉政治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最著名的思想家。在思想意识方面,他继承了孔子以后儒家各派的思想精华,又博采其他学派之长,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思想体系。在政治方面,他一生关心时势,投身社会,总结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经验,并提炼为理论,为封建统治阶级制造了指导思想。他的学生称赞他:“德若尧禹”,“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为纪纲”(《荀子·尧问》。下引该书,只具篇名)。他的政治思想对后世。

朱元璋法律思想探析

法律思想的形成是离不开政治斗争和法律实践活动的。统治阶级运用法律这个工具来实现对社会和国家的统治和管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创立、巩固新政权的过程中 ,十分重视封建法制的建设与实践。并在长期的政治斗争和法律实践活动中 ,形成了自己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思想。该思想成为明初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虽有偏颇之处 ,但对明初社会的稳定。

《唐律》中的“礼”——以服制为中心

最初丧服制度传达的是人们对死去的亲人的哀痛与敬畏,后由于国家权力的干预,丧服制度获得了国家强制力推行的效果并被极力法律化。可以说丧服制度与古代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等均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并且服制原则对法律的影响在《唐律》中达到最高水平。可以说对服制深入、系统、全面地认识与把握是研究中国法制史尤其是研究《唐律》的题中之义。

论管仲的法律思想对齐国法治的影响

管仲法律思想的核心是“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国语·齐语》）。这里的“旧法”，指旧礼法制度，既包括礼，也包括法。“业”，即改造创新的意思。这是管仲在齐国进行内政改革的指导思想。一、管仲的法律思想１、“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西周时期，经过周公制礼...

论中国封建主流法律思想的形成和特点

西汉初年,刘邦集团因农民起义而得天下。他们为巩固政权,探讨过秦亡的教训。各种思想政治派别曾一度活跃非常。陆贾请求事诗、书,奉礼义。贾谊主张定经制,礼法并用,约法省刑,弃法尚儒,显现出法律思想由法向儒的转化势头。陆贾提出:“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①要求建立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指导的法度,继承中国的宗法制,达到“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百姓以德附。

柳宗元为政思想浅析

柳宗元是我国中唐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改革家,一生致力于国家的发展和百姓的安居乐业。他在为政之道和礼法方面都有着独特的见解影响着后世。柳宗元倡导"郡县制",主张"吏为民役,官为民役",以及礼法统一。

周秦之际诸子政治理想的法家转向

先秦诸子是“轴心时代”中最具原创精神的思想家。随着社会的发展,至战国末,诸子百家逐步融合互鉴。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诸子后学大都青睐法家在规范整饬政治秩序、治理天下、约束臣民等方面的重要价值,逐渐背离该学派的原始精神而向法家倾斜。此时,儒家坚持礼法并用,以规范社会秩序。诸多稷下道家由道入法,以“道”和“无为”重构法治观念与君臣职责。同时,阴阳、四时、五行等自然规律被融入法家,形名之学也一步步走向循名责实的刑名法术之学,因政治改革而形成的法、术、势思想融合为一,诸子百家逐步汇聚并建构成新的政治理论体系。可惜的是,这一政治设想并未得到实践,融合诸家精华而建构的新法家政治设想也淹没在历史当中,直至近代才被重新发掘。

论法制建设中借鉴历史经验的几个问题

历史是前人走过的道路的总结,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所以历史对后人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无论那一个阶级的政治家,在他们探索治国的方略和制定政策措施时,都要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有的是自觉的,有的是不自觉的;有的是吸取历史上成功的经验。

也谈管子的法治思想

管子是文武并用,亦即礼法并用的政治家。文武并用或礼法并用的治术,是古今最一般的经制之术。管子所以能够佐齐桓公“保义齐国,能遂武功而立文德”(《晏子春秋·内问》),能够变通周公之法而“以基伯道之始”(赵用贤:《管子书序》),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能较好地做到德威并施,张弛适度,或曰霸道、王道的杂用。“道无常稽,与时张弛”(《后汉书·崔骃传·达旨》),正是管子“遂武功”、“立文德”的根据。

顾炎武社会治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顾炎武作为清初实学的三大家之一,在明末清初的时代大背景下,针对"王学"末流的弊端,提出经世致用的理念。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亟须社会的大治理、大调整。儒学的经世致用集中体现在如何实现明末清初社会秩序的规范和社会力量的整合,也就是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历史上的儒学传统一直有"内圣""外王"两个维度。"外王"就是要倡导追求社会事业的进步,追求良好的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一般而言,传统儒学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以"礼法兼用"为手段,以"王道政治"为终极目标。在社会治理方面,顾炎武一方面继承了儒学的传统,提倡民本思想、王道政治、礼法兼用的社会治理方式。另一方面顾炎武对时代的问题也有所回应,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产生了以"机户"为代表的新型社会阶层,手工业与农业逐步分离,原本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儒家思想,已无法完全适应当时的社会状况。因此,顾炎武对传统的社会治理提出了自己的创新之处,如"分权众治"的社会治理理念、"才足而化行"的社会治理过程以及最终达到"天下治"的社会治理目标。这些继承和创新,对今天的改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比如党中央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在为人民谋福祉的问题上,可以借鉴顾炎武的"民本"思想;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顾炎武所开出的模式也具有参考价值;在加强社会领导方面,顾炎武也做出了合理化建议,等等。

顾炎武的社会治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顾炎武作为清初实学的三大家之一,在明末清初的时代大背景下,针对"王学"末流的弊端,提出经世致用的理念。在社会治理方面,顾炎武一方面继承了儒学的传统,提倡民本思想、王道政治、礼法兼用的社会治理方式;另一方面,顾炎武面对时代的问题,对传统的社会治理提出自己的创新之处,如"分权众治"的社会治理理念、"才足而化行"的社会治理过程以及最终达到"天下治"的社会治理目标。这些继承和创新,对今天的改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监察委员会设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分析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颁布,一种新型权力机关监察委员会应运而生。无疑,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期新背景下治国理政的新方略。“以权力制约权力”使得反腐工作进一步民主化和法治化。尽管如此,很多人对国家的顶层设计及其运行机制不甚明了。其实,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既有历史传统又符合现实国情,其职能有力有效,具备合理性和合法性。

先秦儒学

先秦儒学张先义李道湘先秦儒学是指孔子所创立的及其在战国时期的承传。有人称为原始儒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主要经典即孔子整理的“六经”。孔子死后，儒分八派，其中最有地位和影响的是孟子和荀子两家的学说。【孟子及其学说】孟子...

传统文化与法制建设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我们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来的创造、发展、吸收、融合、批判、扬弃而逐步形成的一个内容非常庞大而又繁杂的复合体,其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所以对它持简单地肯定或者简单地否定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