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论争中的冈田朝太郎与赫善心--全球史视野下的晚清修律

晚清修律的历史契机,使得冈田朝太郎与赫善心两位外国学者,在异国他乡分属于法理与礼教两个不同阵营,展开了一场学术论辩。礼法论争的背后,有着固有法与外来法、日本法与德国法、东方与西方之间微妙紧张的复杂关系。晚清修律处于世界法典编纂的新时代,是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而不是单维度的移植继受,对其观察应该站在全球史的高度视野。赫善心与冈田朝太郎关于礼教与法律关系的争论乃法律文明固有论与进化论之争,前者关于礼法一体的观点体现了德国历史法学尤其是日耳曼学派思想的影响,后者关于礼法分离的主张有孟德斯鸠关于中国法的看法和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的理论支持。两人关于晚清修律的策略具有共识,都认为在收回领事裁判权的目标下,法律改革的重心应该是司法和监狱制度,冈田朝太郎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作为新刑律无夫和奸去罪化的理由仅仅是诉诸政治正确的一种修辞。

从礼法论争到孔教入宪——法理健将汪荣宝的民初转折

汪荣宝在清末《大清新刑律》制定过程中,力主废除纲常礼教条款的《暂行章程》,但民初起草《天坛宪草》时,却是"孔教入宪"的积极倡导者。他支持孔教为国教,批评《临时约法》的信教自由条款,并使得孔子之道写入了《天坛宪草》的教育条款之中。在清末民初这一转折的背后,折射出一个儒家宪政保守主义者内在之善变和其时代的智识话语与意蒂牢结之变。

从清末修律中的“礼法论争”管窥礼法关系

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近代法律改革,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法律改革。这一时期,也是礼法之间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新修订的刑律是否应继续纳入传统封建礼教的规范,这场争论就是著名的“礼法论争”。礼法论争不仅反映了外来的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本土的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中国法制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通过对清末修律中“礼法论争”这一具体史实的分析,回溯礼的产生及礼法关系的演变过程,启示中国现代法制建设必须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依托,在借鉴西方法制经验的同时,中国应当走民族化、中国式的道路。

礼法论争中的失踪者:赫善心的生平与思想

赫善心是德国在青岛建立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俗称德华大学)法政科的法律讲师,除了他的中文名字和他所撰写的《中国新刑律论》,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对他所知甚少。他在清末修律的过程中对保守派持支持的立场,被有的学者批判为是违背了良心。近年新发现的赫善心的档案资料和他的著述证实了中国学者对这位法律史上失踪者的批判有失偏颇。事实上,他与作为改革派顾问的日本学者冈田朝太郎同为德国刑法巨擘李斯特的弟子,而他本人还是20世纪初期德国法学界在研究法律技术方面的重要学者。在当时德国立法法学兴起的大背景下,他对于中国清末修律方向和原则发表的看似保守的观点,完全源自于他的学术自信。他的思想实质上与19世纪后期德国自然主义法学的立场有关,并且建立在对德意志数百年来引入外国法历史经验的总结基础上,因此是有理有据,严肃真诚的。

论荀子礼法论框架下的孝道思想

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思想虽不以孝道而著名,但其从"性恶"的人性基础出发,把孝道思想纳入"礼"的道德范畴和"法"的制度范畴,形成了以礼法论为核心的孝道思想体系,这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礼法结合:中国古代容隐制度研究

容隐诞生于儒家学说的礼义尊卑观念,经后世发展逐渐上升为法律制度,体现出中国古代社会对法理与人情的平衡。容隐制度的发展展现出礼法结合的价值观念在维护宗法伦理、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在近现代社会演化为亲属拒证制度继续续写着法律与礼义情的兼容。探究礼法结合视角下容隐制度的发展对于继承中国传统法制文化中的优秀基因,追求良法善治有重要作用。

宋代士大夫礼法观的演进及其影响——以肉刑论争为视角

两宋时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肉刑作为一种常见刑罚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围绕肉刑的存废、价值、功能等问题,对建立在“德主刑辅”基础上的礼法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论争,使“明刑弼教”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法律在儒家传统礼法关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刑罚手段及重刑主义在国家治理中获得更大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荀子“礼法思想”对文明执法之镜鉴——以浙江H市水路交通运输行政处罚为例

2021年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2款规定“执法人员应当文明执法”。但是,何为文明、何以文明,并未明确。行政处罚工作是将纸面的法律法规落实到现实社会中,它需要批判性吸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为古代儒家思想集大成者,荀子提出的“性恶论”“隆礼重法”“礼法结合”等开创性的法哲学理念,对于今天的行政处罚工作依然具有极大借鉴价值。通过分析基础上的整合、调适、吸收,行政处罚工作本身不仅要合法合理,也要文明,水路交通运输行政处罚的目标不仅是矫正,还有教化,这也是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6条的目标期待。

论唐代判词中礼法关系对当代裁判文书的借鉴意义

判词在古代诉讼中相当于现在法院的裁判文书。唐代判词具有以情理说服和说理透彻两大特点,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由于我国目前的裁判文书具有格式刻板且说理不透、文采不足和缺乏情理等问题,而唐代判词注重以情说理、以典故说理、以道德说理和以文化说理,对我国裁判文书改革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建议通过优化法律表达方式,学习唐代判词的逻辑清晰、寓情于理的表达方法,凸显法官的司法智慧等途径助力我国裁判文书改革。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礼法合治”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文章深刻理解“礼法合治”的丰富内涵,从“礼法合治”思想的萌芽、产生、发展、成熟、断层、新生等方面对其进行甄选挖掘,并且结合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具体实践,探寻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与其相结合的契合点,归纳出其与辩证唯物主义法律观相互契合、与以人为本的法治价值取向相互契合。最后总结出“礼法合治”思想的现代启示,一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二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三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供强大助力。

从《左传》探究时代背景下礼法的稳定性与变动性

《春秋》以其独特的“春秋笔法”将褒贬寓于文笔之中,而《左传》更是沿着《春秋》的道路,将这一特色继续发扬。礼法作为《左传》中贯穿始终的评判标准之一,更是书中人物、国家行事的重要准则。《左传》通过简练的文笔将延续在历史长河中的礼法及其在时代影响下而产生的变化直观展现在我们眼前,也浓缩了春秋战国之际的时代之变。

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及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的本质是在治国理政中注重礼与法、德与刑的结合。“礼法合治”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与特质,是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展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该文从中国古代“礼法合治”的内涵出发,阐述其发展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主要是通过发挥道德教化这一精神实质的作用,将德礼与法刑相结合,既坚持德礼为主,又以法刑为辅。该文旨在进一步挖掘中国古代“礼法合治”的精神实质,为现代法治及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和雅划界,礼法为线

教育部发布的《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指出,教师要“为人师表,以身作则,举止文明,作风正派,自重自爱”,对中小学师生关系划定了宏观界限。良好的教育是师生关系的总和,新时代教师要守礼法之线,致和雅之境,构建和融雅正的师生关系。

以礼法结合推进诉源治理的实现途径

当下,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使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矛盾纠纷数量大幅增长.诉源治理,这一以矛盾纠纷前端预防化解、综合治理为核心理念的治理方式,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变革.它既是国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战略,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

论齐法家与秦晋法家不同的礼法观

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与变法运动,促成了社会治理上由礼到法的转变。但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与执政者理念的差异,齐法家与秦晋法家对于礼治与法治也存在不同的认识。齐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重视礼治建设;但在“礼出于法”还是“法出于礼”的问题上,其中也存在不同的认识。以商鞅为代表的秦晋法家则突出法治,反对礼治,视礼义为祸害国家的六虱之一,把特殊时期的军事动员政策当作长久的治国法度,过分夸大了法而忽略了礼的作用,在取得兼并战争胜利的同时,也为秦国以后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明官服“四幅制”营造的节俭礼法

通过探究传承千年的节俭“幅制”官服营造法则,分析明官服整幅寡割的工艺,得出明官服所呈现的“四幅制”结构属于中华制衣系统的十字型平面结构,具有布幅决定结构的特点,体现出从惜物尚俭理念到天人合一精神境界的升华。采用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考据法,对明代官服样本进行系统研究,发现明官服以“四幅制”为结构框架,其中袖式是官服定制的基础,不同长短、方圆、宽窄的袖式是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物化结果。袖式结构中秦汉“交窬”裁剪技艺的发现,印证了明官服结构符合初于节俭、忠于礼法的造物逻辑和俭以养德的中华传统。

晚清礼法之争前后关于习惯的认识和争论

晚清礼法之争时期,礼教派和法理派在驳斥对方或为自己辩护时,“认真对待风俗习惯”成为支撑各方观点的重要言说和本土资源。然而,此前历代政法实践长期存在移风易俗的传统,习惯在王朝固有治理模式中常被视作改造或排斥的对象。习惯在晚清礼法之争中凸显其重要性,主要原因是礼教派以新法不合风俗习惯作为反对法理派的重要“武器”。在具体言说中,礼教派以纲常伦理置换了风俗习惯的内涵。法理派则参照西方重视习惯的立法与法制传统,试图以地方习惯作为立法资源和对礼教派的回应,并主持推动了大规模的习惯调查。不过,争论的双方都认同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立法模式,因此,习惯在近代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影响有限。

礼法背景下由“蜑”至“疍”的异化演变与文化考察

“蜑”“诞”“蜒”“蛋”“疍”这些字都用于指代南方某个部族。“蜑”作为本字,衍生出丰富的异体字或通假字之后,逐渐被“疍”字所取代。上述词均为低频词,组合能力不强,义域窄。这不仅仅是语言内部的一种异化,也是旧时礼法制度影响下的一种文化现象。朝廷、文人、陆地居民三方创设语用环境,“蜑”“蛋”“疍”的使用因此充满了不同的感情色彩。陆地居民将水上居民称为“蛋”户(民),含强烈的贬斥色彩。“蜑”的词性为中性偏弱贬义,既指宋代以前居住于长江流域的巴蜑,也指宋代岭南的水上居民。“疍”则含贬义色彩,仅指过去粤、桂、闽、琼、港、澳一带的水上居民。“蜑”“疍”于不同历史时期分属两族,二者不具有亲属关系。

荀子礼法思想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荀子是诸子百家中的大家,其整个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是礼和法,荀子是历史上首位对礼法关系作出系统阐释的哲学家,他融合众家之说,将礼法思想体系化。本文论述了荀子礼法思想的内容及其当代意义和价值。

魏晋礼法合治与伦理共同体的形成

礼法合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策略,在早期中国经过学理阐释和司法实践,成为建构公共秩序的基本手段。礼借助道德认同形成行为自觉,法依靠外在强制确立行为规范,两汉已经将贯穿于经典中的伦理认同作为司法实践的内在要求。魏晋建构伦理秩序时,借助礼制稳固了早期中国形成的伦理认同,将之作为衡量社会秩序的基准。魏律与泰始律已经体现出礼法共同维护伦理秩序的走向,如以礼法合治的方式维持孝道,将之从伦理观念强化为公共秩序。唐代以引经疏律的方式确认了礼法合治的实践,将经书所维护的道德伦理作为法律制定与司法实践的内在要求,以社会教化强化伦理认同,以司法实践维护伦理秩序,促成了中华民族伦理共同体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