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理一体:朱熹与《三礼》的对话(上)

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以下通称"朱子")是中国思想史上为数不多的将经学与哲学、礼学与理学融会贯通的学者,因而其礼学思想具有浓郁的义理色彩。朱子通过对传统礼学中"仪"与"义"、"知"与"行"、"本"与"文"等三对辩证关系的阐释,一方面重新审视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演绎方式,另一方面通过编纂《仪礼经传通解》与《家礼》来完成对《三礼》的重新改造。在"古礼"与"今制"、"王礼"与"家礼"的互动过程中,朱子意欲重构"程序"与"义理"相互支撑的传统礼学二元体系,同时阐释其"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的"礼理一体"思想。进而言之,朱子想要建构的是"欲治其国,先观其家"的礼学秩序,这种秩序既要回答"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的共时性问题,又要回答"礼从先进之意"的历时性问题;这种秩序是"礼理一体"的性理思想在家国之间的具体实施,既是朱子对《三礼》"仪义互彰"思想的另一种表达,又直接影响着他"知行合一"的礼经编纂活动。

礼理一体:朱熹与《三礼》的对话(下)

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以下通称"朱子")是中国思想史上为数不多的将经学与哲学、礼学与理学融会贯通的学者,因而其礼学思想具有浓郁的义理色彩。朱子通过对传统礼学中"仪"与"义"、"知"与"行"、"本"与"文"等三对辩证关系的阐释,一方面重新审视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演绎方式,另一方面通过编纂《仪礼经传通解》与《家礼》来完成对《三礼》的重新改造。在"古礼"与"今制"、"王礼"与"家礼"的互动过程中,朱子意欲重构"程序"与"义理"相互支撑的传统礼学二元体系,同时阐释其"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的"礼理一体"思想。进而言之,朱子想要建构的是"欲治其国,先观其家"的礼学秩序,这种秩序既要回答"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的共时性问题,又要回答"礼从先进之意"的历时性问题;这种秩序是"礼理一体"的性理思想在家国之间的具体实施,既是朱子对《三礼》"仪义互彰"思想的另一种表达,又直接影响着他"知行合一"的礼经编纂活动。

通经致用 以“礼”彰理——王安石政治哲学思想体系论析

为让儒家理论更好地为国家治理服务,王安石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综合了黄老、法家之学,建构了自身的“荆公新学”。他吸收董仲舒的天人观,重述仁为天心的仁本观,并由此阐发出其本人的性命观。同时将性命同天道、人道联系起来,剔除汉儒谶纬之说的神秘部分,并将它们当做训导人民向善的工具,于朝野开展其维新之政,重申周礼以达通经致用、以“礼”彰理的目的。

船山于荆公、朱子“礼理之辩”互斥模式的辨正

在价值层面,荆公、朱子都试图以礼理相融之径路,达平治天下之目标。但在学理的架构上,二者却均为其时代所囿,对经典中内圣外王和合之道,有所背离:荆公托古改制,舍理求礼,以刑名法度,代传心之精义;朱子逆而行之,以理摄礼,借身心理义,摄治世之礼法。船山也有礼理相融之宏愿,在同情了解之后,指出朱子、荆公二人均以合之名,行分之实,在理论架构上,船山内圣外王并重,而主张礼理交养,互为本末,辨正了二人的互斥。其后,船山以人伦之昌明,化解荆公礼制法度与朱子身心性理之学的对立,力求礼理统一在学理上成为可能,其亦试图求得圣人原意,使得己说不止于因时立言,而赋予其“千万年语”之意涵。

朱熹礼、理关系研究

朱熹是儒家思想之集大成者,他的礼学思想也十分丰富。从天理之角度看,朱熹认为"礼者,理也",但同时也指出二者在内涵上有很大的差异,不能等同。朱熹的"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不仅为礼找到了形上依据,而且又体现了礼的经世价值,是对礼、理二者之间关系精当完备的解释。从性理的角度来看,以"礼"作为人的本性,得益于四端之情"因情见性"的作用,可以找到一定依据。从修养工夫论的角度看,朱熹认为一方面在践礼过程中要以"敬"为本,另一方面心中的敬畏之意也要通过"礼之节文"恰当地表现出来,二者相互交养,才能圆融渐进。

王船山遵礼之理的逻辑显达与度越

王船山礼学思想在学术界多有关注,但其遵礼实践的逻辑展开在学术界缺乏探讨。船山遵礼之道的逻辑开显表现为如下几个层次:即作为遵礼之礼的"礼"彰显为人道而为人之独;作为遵礼之理的"理"贯通于气、礼之间,并与人息息相关;"礼"与"理"贯通:彰显了遵礼的必要理由而最终得以逻辑展开。船山遵礼之理的逻辑展开,实质上彰显了礼、气、理之间的相互贯通与度越,背后实质上凸显了船山遵礼实践的必要理由。

凌廷堪“以礼代理”的礼学思想研究

"礼"在清代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视,清儒对礼的讨论,明清之际多研究国家制度层面的礼制问题,其后渐集中在社会礼俗,以及伦理关系的实践问题上。文章就凌廷堪对《礼经》的释例析辨,以明其礼学思想的内涵,借以彰显清代实学思想的学术特色,除阐述其生平著作及思想形成的背景外,分别从"理"、"礼"之辩,及学礼复性、制礼节性说明礼之实践及通经致用的实现,并在结论中针对其礼学思想内涵作一扼要省思。

理雅各《礼记》翻译的局限——兼论中国经典外译问题

理雅各的《礼记》译本是西方世界至今最为常用的参考文献,但它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局限性.其一,他的翻译底本选择了当时最流行的科举读本,而不是当时学术水平最高的《礼记》注疏文本;其二,传教士的身份使得其翻译局限于基督教文化;其三,文化差异和礼学功底不足,使其译文字句受困于中国经典字词的多义性或歧义性.当今的中国传统经典外译,实际上是一种重译或再译.今天所面临的困难在于,翻译者的古文献训练与外语训练极不对称,很难找到两者俱佳的优秀人才.如果不熟悉经学史,撇开历代注疏而直接切入元典的外文翻译,会造成更大的语义混乱.

《礼记》“礼者理也”说初探

《礼记》"礼者理也"的命题奠定了"礼"的基本依据,其内在逻辑是以"大一"为出发点,在具体展开上则是把至善至高的"天理"作为终极依据、把有形可状的"天地"作为直观依据和把"人情"作为生命依据,从而构建了一个系统严密的礼的依据学说体系。

清中后期的礼、理之辨——以凌廷堪礼学为轴心

从清初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学术思想逐渐由推崇程朱理学转变为推崇汉代经学,进而推崇上古礼学。与之相应的是清廷四库馆和三礼馆的开设。凌廷堪的礼学思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其代表作《礼经释例》被钱大昕誉为习礼学的"指南车"。凌氏试图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文明,提出"舍礼无学"、"舍礼无教"、"舍礼无道"的主张,乃是一种狭隘的"唯礼主义"。他以《论语》有"礼"字而无"理"字为由,排斥对"理"概念的援引和使用,这对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提高是不利的。晚清黄式三、黄以周父子批评他"矫枉过正"是正确的,但他们又提出"穷理者,即治礼之学",亦欠周延。学术性强而思想性差,这或许是清代多数学者无法解脱的宿命。

中国古代日用陶瓷设计的“礼”与“理”

“礼”与”“理”是影响中国古代造物的两大重要设计思维和理念,但二者在本质上有矛盾存在.通过分析“礼”与“理”设计思维和理念的联系与区别,可以探析出完美融合“以礼治国”和“以理造物”思维的古代日用陶瓷设计思想.

戴震性善说中的“礼”与“理”

在否定了宋儒的天理之后,戴震通过人性中的心知重新论证性善之说。而心知不仅仅是一种理性认知,更确切地说,心知指向具体伦理活动中的具体行为,指向人伦日用之礼。可以说,戴震或许忽视了程朱思想中的一些复杂面向,但是他对于宋明儒学中内向化、心性化的修养方式的批评,却同时体现出他对理学内部张力的敏锐洞察。戴震对于礼的重视,是因为他认为,人只有在人伦日常中,在一个由礼组成的共同体中,才能真正成人。

浅谈利用“礼·理”教育矫正中职学生的不良品行

利用“礼·理”教育在军训、班会课、集体活动中对中职学校品行不良的问题学生进行专项性的跟踪、整治、教育,矫正 学生的不良行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礼、理”文化德育课程的探索

本文以湖南省株洲市第五中学（以下简称“我校”）为例,通过“三礼”（礼貌、礼仪、礼节）教育在德育课程中逐步渗透,引入“礼、理”文化,有效开展各项教学活动。笔者就“礼、理”文化在教学中的应用展开论述。

“礼者,圣人之成法”——张载礼法思想述论

出于对汉唐以来政治体制与社会动荡的反思,张载在继承前代儒家礼、法文化的基础上,以“复三代之治”为目标,以调和礼、法冲突为核心,形成了横渠之学中富有理学特色的法律思想。张载关于礼、法关系的论述可以简单概括为“法出于礼”“以礼为法”“礼、法皆理”三个方面的内容,是对儒家传统法文化中“礼、法共同体”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张载的礼法思想反映出宋代社会礼、法观念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势,以及宋代理学家法律思想人文化、思辨化的特征。

论张载的礼学思想及其实践

唐末五代社会秩序的破坏,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因子以及宋初三先生、李觏等以礼的价值标准重建宋代国家与社会秩序的思想共同铸就了张载关学的礼学特色。而张载的礼学不同于先秦秦汉的礼学,他把“礼”由形而下之器,发展为形而上之道,以此作为宋代社会与国家秩序重构的哲学依据。张载不仅对礼进行了形上的研究,而且受到其经世思想的影响,曾尝试在民间推行礼制,并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民风民俗。

荀子礼之功能论

与孔子注重个人内在的反省不同,荀子更注重作为社会规范的礼。对荀子来说,作为规范性的礼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功能:礼具有"养人"与"别人"的功能;礼具有使政治制度化的功能;礼具有对人的情感的规约功能;礼具有引导伦理教化与现世实践的功能。

乾嘉思想的伦理新向度——以阮元、凌廷堪为中心的解读

从伦理反思的视角来看,乾嘉学者从四个方面对传统伦理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道德哲学作了新的拓展:首先,通过批判理学的本体论的德性伦理学,将道德根源建立在生活形式所凝结的礼之上;其次,主张自然人性论,提出节性说,反对以先验性善为基础的复性说;第三,主张道德评价的标准放在外在的行为规范上,注重行为的后果;第四,不以"成圣"而以守礼为道德修养的终极目标。乾嘉思想的伦理向度是理解中国现代性发生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理欲之辨”与清初理性精神的复归

从宋儒到晚明先锋派文人再到清初具有反思精神的思想家,人们之于理欲观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清人不仅纠正了宋儒"理欲对立"的错误,同时也批判了晚明士人在欲望上的过度放纵;既不赞成明人的"弃理从欲",同时也反对宋儒的"存理灭欲",而是主张在"以理节情"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做到理、欲调和。克服"唯理"或"唯欲"的偏激而更趋向"理欲兼顾"的中庸,"理欲之辨"也由此被逐渐导向了富有理性精神的合理化方向。

“技进乎道”:中国传统伦理与道德的结构性张力

“技”是中国古人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在各种技艺中,“礼”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两周之际,“礼”的发展出现了礼仪之别和礼义之问。随着“理”作为哲学概念的引入,“礼”和“理”之间的沟通得到加强,“礼”逐渐以“理”为精神实质并分享了“道”的终极性,“礼即理”的思路也基本确立下来。由于“礼”的内涵一方面关涉风俗习惯,另一方面与“道”相通,因此,“技进乎道”的视角可提示我们由“伦理—礼”而“道德—得”的现实路径:通过伦理(礼)实践而通“道”,通过对“道”的体悟和坚守而有所得(德)。但伦理和道德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提示我们,由伦理而道德并不意味着伦理就是道德,道德的养成需要伦理的实践,也即中国古代教育的“学以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