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后期的礼、理之辨——以凌廷堪礼学为轴心

从清初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学术思想逐渐由推崇程朱理学转变为推崇汉代经学,进而推崇上古礼学。与之相应的是清廷四库馆和三礼馆的开设。凌廷堪的礼学思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其代表作《礼经释例》被钱大昕誉为习礼学的"指南车"。凌氏试图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文明,提出"舍礼无学"、"舍礼无教"、"舍礼无道"的主张,乃是一种狭隘的"唯礼主义"。他以《论语》有"礼"字而无"理"字为由,排斥对"理"概念的援引和使用,这对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提高是不利的。晚清黄式三、黄以周父子批评他"矫枉过正"是正确的,但他们又提出"穷理者,即治礼之学",亦欠周延。学术性强而思想性差,这或许是清代多数学者无法解脱的宿命。

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

以往学者在探讨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的关系时,往往侧重强调二者的差异性,而较少关注二者的承继关系。本文认为,朱子理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对于古代礼教在当时已丧失之状况的回应,朱子的宗旨是重建古代礼教,而不是另创一种新异的哲学,只不过,当时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他的诠释与重建也必然在传统礼教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增损。朱子理学对于传统礼教而言,更多的是增补的作用,而非取代。由此我们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清代礼理之辨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