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馆臣礼类文献的价值取向谫议——总目提要与文渊阁本书前提要比勘

《四库全书》礼类总目提要与文渊阁本书前提要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清代礼学研究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两种提要蕴含政统与道统的双向互动,揭示了四库馆臣兼采汉宋的学术倾向、援引郑《注》的学术立场、尊奉古本的基本共识、学礼致用的自觉追求,体现了四库馆臣共同的价值取向与经世的实用精神。

四庫經部禮類提要價值芻議

《四庫經部禮類提要彙輯校訂》是對四庫禮類提要文獻的全面彙輯校勘。這對提供完備四庫提要文本,展現文本精細化差异,推動學術史梳理皆有一定意義。經部禮類提要以禮學要籍爲核心,注重學術史闡述,善於運用文章修辭等手法,强調學術風尚與學術理路的轉折,對這些内容的把握都應放置於學術史的高度給予充分重視。尤其在學術研究專精化的趨向下,提要文獻宏闊的視域仍不失有益的學術價值。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礼类、春秋类存目补正

文摘《四库全书总目》是重要的古典目录学名著,但也存在着若干问题。本文就其经部礼类、春秋类存目部分的一些讹误及疏漏,进行考辨与补充。

四库馆臣校雠著录礼类文献再探

有清一代是传统礼学的极盛时期,文献整理研究蔚为风气,名家名著不断涌现,学术体系得以重构。其中,乾隆朝后期四库馆臣校雠著录礼类文献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在乾隆“文治”政策的背景下,朝廷陆续开经史、三礼诸馆,两代学人递次校刻和编修礼学文献,礼学重要问题逐渐得到朝野士林的全面关注。四库馆开,礼类文献的校雠著录活动较为突出:一则校办人员众多、所校文献广泛;二则校雠内容丰富、校勘方法多样;三则著录体例详备、分类构造完整。在武英殿校刊《三礼注疏》、三礼馆纂修《钦定三礼义疏》及秦蕙田集诸儒编纂《五礼通考》等的基础上,四库馆臣开启了考证和经世双重面向的治礼方向,在礼学文献整理研究及清代礼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論劉咸炘對《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禮類六分法的評議

劉咸炘是二十世紀中國目録學史上最重要的學者之一,其主要的目録學成果幾乎都與其《四庫全書總目》研究密不可分。他在"議定經部十類"時,將通禮、雜禮書兩個屬别從經部禮類"别入史部",只留周禮、儀禮、禮記、三禮總義四個屬别。他大致認爲通禮是對官方儀注的考論、雜禮書是私家儀注,不"依經立義",所以不宜歸入經部。實際上,這是大可商榷的。劉咸炘的經部禮類四分法與其對禮學不够重視、對史學期望過高等密切相關。《四庫全書總目》將禮類分爲六個屬别,這是中國目録學史上的重要創新,值得今人繼承與發揚。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中礼类文献目录之比较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目,对后代的书籍分类和学术流别的考察具有深远的影响。《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四部分类目录,是继《汉书.艺文志》以后的第二部重要的古代综合性图书分类史志目录,它对我国古代目录学影响深远,对古籍考证、辨伪意义重大。本文从礼类文献目录这一角度,对《汉志》与《隋志》试作一个比较,从中看出二者的变化,以及历代统治者对礼教的重视。

《四库全书总目·礼类》考补十则

本文对《四库全书总目·礼类》中的十则提要进行考补。主要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为考辨提要失当处,一为补提要内容之所缺。

《宋史藝文志·禮類》辨正

元末史臣修纂《宋史·藝文志》時,因編纂時間較爲匆促等原因,使《宋志》中存在諸多舛誤、脱漏之處。本文乃據相關史料,對《宋志·禮類》存在之訛誤加以辨析考正。

《四庫全書總目》禮類提要訂誤

《四庫全書總目》是中國古代集大成的目録學著作,然其中訛誤錯漏之處不在少數。本文以中華書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爲底本,參校各種類型的四庫提要,並採用《總目》著録之典籍與提要徵引之原文獻,就經部禮類提要進行考校,共校正文字訛誤十六則。

《通典·開元禮纂類》衣服篇“令云”的來源與《開元禮》校勘

本文討論《通典·開元禮纂類·序例下》中關於章服所增“令云”注文的來源。認为“令云”是在《開元禮》章服名目、構成的總體敘述之外,對其色彩、樣式、裝飾、用料等細節内容的補充。並通過此二書與《唐六典》的比較,證明開元衣服禮文與“令云”均出自開元《衣服令》,禮、令二者結合纜是原來令文的全部和完整表述。文章還通過衣服制度在顯慶以後的改革及對《開元禮》正文的辨析,論證其中冠冕形成的方式和原因;並通過“令云”中各部内容和細節的對比,對前人在《開元禮》校勘中誤判誤收《通典》注文的問題作了糾正。

《宋会要》礼类与《中兴礼书》及其《续编》——《宋会要》礼类诸门门名及次序复原的新线索

复原《宋会要》的重点也是难点,是各类下诸门的门名及排序。以往研究对《永乐大典》事目及《宋会要》辑文所留存的指示门名的种种标志进行了较充分的利用,但对其他相关文献的利用,尚嫌不足。本文针对《宋会要》礼类,尝试在这方面做初步探索。文章发现,在现存文献中,与《宋会要》礼类诸门门名及次序最接近的,应当是《中兴礼书》及其《续编》所载各门门名及次序,其重要性超过《永乐大典》事目。

崔锡鼎的《礼记类编》硏究——以家礼观为中心

在17世纪的朝鲜,学者们对礼学表现出了很大的关注和研究。但是在朱子学一统天下的时代,从批判的角度来对礼学进行重新分析却不是易事。因为这意味着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朝鲜儒者崔锡鼎(1646—1711)对儒学经典《礼记》的研究以及对其的注释书——《礼记类编》是基于对以前研究的怀疑以及力图恢复经典的原意而创作的经典著述类书籍。崔锡鼎的《礼记类编》不只是一部经典注释书,而是试图恢复《礼记》的原本而做的重新编排和构成。全书由18卷5册构成,主要分为《家礼》、《邦国礼》、《学礼》、《吉礼》、《凶礼》、《嘉礼》、《宾礼》等。他认为家礼不仅指的是冠婚丧祭的仪礼,它是修身齐家的一部分。为了修身,君子必须要具备相应的道德品性,这就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礼节规范。

礼文学正名、祛惑与有关原则

说明什么是礼文学,历代礼文学众多作品的客观存在不容否认,长期以来存在的解读历代文学作品时发生的礼类错误应该引起关注,对礼与情的关系应有恰当的理解,并指出解说礼文学必须坚持的原则:对礼文学作品创作背景、作者、作品主旨以及主要内容的解说-概求真务实。

從王通《續六經》到貞觀、開元的改撰《禮記》——隋唐之際經典意識的變化

隋唐之際是思想變革的時代。本文通過《中説》一書討論隋王通《續六經》的思想理念,論證其書對於貞觀、開元"改撰"經典的啓發。認爲王通的《續六經》是試圖創建中古正統和打造帝王之道的時代新篇章,不僅影響了貞觀之治,也帶動了隋唐之初的疑經改經之風,引發了諸多經學爭議和禮制改革,促進了新經典的出籠和經典意識的變化;並認爲從貞觀、開元的"改撰《禮記》",甚至直至中晚唐之際的"新《春秋》學",都可以從王通的論述中發現其思想淵源,如此三者相續,構成隋唐思想變革的主線,此爲研究中古思想史不可忽略,且有待深入的一個論題。

走向五礼:汉唐之际正史“礼”类典志的变迁与意义

“礼”类典志是正史志书中一个重要而传统的组成部分,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在体例上,汉代多采取“两分之法”记载礼制,魏晋时期则走向统一,概以“礼仪志”统揽全篇。随着魏晋时期的知识与学风发生变化,当时人们对于礼有了不同的定义与认识,促使五礼制度诞生,也促使“礼”类典志的内容不断扩充,原有的“两分之法”在体例上难以满足人们的要求。又因汉制的深远影响,五礼制度未能进入当时的正史,最终呈现出来的局面便是礼典对五礼制度的接受早于同期正史。直到唐代的《五代史志》,正史“礼”类典志的体例才正式走向五礼。

Ancient Ceremonial Banquet Etiquette

Since ancient world, there are many strict rules on eating to sh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p class and low class. And in China there are also many rules to show that.

利用《通典》进行礼制研究有广阔空间

《通典》对当今制度史和礼制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对《通典》这类有代表性、开创性的传世史书和相关制度史研究应当引起重视,包括发扬《通典》“实学”精神在内的许多问题亟待重新认识和发掘,而全书占有最大比重的礼制沿革及《开元礼纂类》最有广阔空间。其编写内容及特色,与安史乱后回归开元的理想和唐代整体社会思潮的关系,乃至相关的杜佑个人长期任职江淮的生平经历等都应当是关注的内容与对象,值得大大拓展。

朱子《家礼》与文化建设之考察

文献资源建设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朱熹非常重视礼学文献建设,不仅撰写为数可观的礼学类文章,编纂多部礼学类著作,还修订、刊刻多种礼学类书籍,建构起庞大的礼学理论体系,将儒家思想通过具体的礼仪活动,落实到现实生活中,用以改变唐五代以来世俗民风多为释道二教所浸淫。

制度史书写的《通典》模式

《通典》的研究,应跳出“类书—百科全书”式的定性与认识,从而走向对杜佑“至精至纯”的创作宗旨和结构体例的探寻,对寄寓其中的覃思精蕴进行发掘。以杜佑对“郊天”的制度史书写单元为例,《通典》在框架上采用圜丘、南郊、五郊迎气三类区分法,这是魏晋以来郊天之制长期施行和唐人议礼的学理折射,与《大唐开元礼》的法理规定相呼应,同时也与郑玄对三礼经文系统的建构相一致。《通典》对“周制”的书写,乃是杜佑熔铸经传、约取经义的结果,旨在为现实制度的行用建构一种经典的法理依据。其后,《通典》通过对汉唐礼制因革过程中事件的去取、排比和组合,形成一个筛选过的“故事”聚合,统括并凸显出制度沿革变迁中的主动脉和大关节,以及制度发生变革的分蘖之处。最后,《通典》殿之以《开元礼纂类》的新编,同样是对《大唐开元礼》进行裁制的结果,通过礼典与仪节的归并、删节,旨在为施政提供法理上的参考。以上三大版块,共同构成唐代制度在渊源、先例及法理依据上的三项法源,由此形成一种以“简严”叙事为风格的制度史书写的《通典》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