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的通礼思想——以《仪礼经传通解》为中心的考察

四库馆臣提出的“通礼”概念包括四点涵义:一是汇辑而不是注疏古今礼书礼制,二是兼顾天子至于庶人的礼制,三是贯通三《礼》经传记注疏,四是不注重论辨以发明经义。而朱子在《仪礼经传通解》一书中,绝不是简单地将原有三《礼》经传记与注疏合并而已,其书名并不能真正反映其实际内容和理论体系。朱子在《仪礼经传通解》中实际是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七礼体系,即“通礼”体系,包括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其实质是与《大学》修齐治平的修养阶梯打通,更加切于以“礼”新民、导民化俗;其通礼思想至少包括会通三《礼》、会通古今、士庶通用、义理与度数并重等四点内容,深得孔子“时为大”的中庸思想。

从清华简《大夫食礼》再论礼经礼记关系及成篇先后问题

传统经学研究认为,《仪礼》附经之“记”论经文所未备,补经文之阙略,默认记文产生必在经文之后。而以文献学方法细究清华简《大夫食礼》、武威汉简《仪礼》及今本《仪礼》诸篇,所谓经文、记文的内容特征都不能作为判断经记分别、经先记后的绝对标准。《仪礼》应当视作战国时期孔门后学对同类礼文推排疏通、整合归并的结果,经、记是这一编纂过程的同时产物,记文则是将不便整合的内容依序附后。《仪礼》与大小戴《礼记》各篇也应当以积章成篇、整合归并的思路进行研究,讨论篇目章节的结构层次,以及有关联篇章的时代相对先后。此外,《仪礼》十七篇作为整合礼文的最终结果,的确体现出文句整饬、相互照应的特点,严整程度也高于清华简《大夫食礼》。

《礼经释例》撰著、版本及学术价值考论

凌廷堪前后历经22年时间,五次易稿,才最终完成《礼经释例》的撰著。该书现存有稿本、扬州文选楼本、学海堂本、丛书集成本等多种版本。《礼经释例》所提出的"以礼代理"思想及其归纳条理、发明义例的释礼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周易》本为礼经说

《周易》本为礼经说谢阳举一谈《易经》，国人莫不感到神秘而生一股斩不断的趣味。《易》本卜筮之书！这个说法几乎是妇孺皆知的＂定论＂了。推这个说法之肇端，恐怕是产生于秦汉时代。史迁与班固都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即秦始皇焚灭诗书，禁烟百家史记时，由于《易》为卜筮...

《礼经》观念与“五经”体系的发展与变化

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经”成为汉王朝政治文化的基础,其《礼经》是指《仪礼》。东汉末年,“三《礼》”的概念产生。到了唐朝,“五经”体系由五种文本扩展成九种文本,《礼记》《周礼》与《仪礼》共同构成了《礼经》的概念。到了宋代,本经概念出现,本经是相对于《论语》《孟子》而言的,指唐代形成的九经,在科举考试中,《礼记》《周礼》的地位明显高于《仪礼》。同时,《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逐渐独立。元、明、清三代,《礼记》成为《礼经》,《周礼》《仪礼》则被排除在科举考试的“五经”之外,《大学》和《中庸》彻底独立,与《论语》《孟子》组成“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由此也形成了新的五经体系。

论曹元弼《礼经校释》对《礼经学》的影响

作为曹元弼礼学代表性著作的《礼经学》,实与其早年所撰《礼经校释》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为此从复礼的经学主旨、明例的治礼方法和讲求礼经大意的诠释取向三个方面,论证《礼经校释》对《礼经学》的影响,以呈现曹元弼学术发展的历程。

曹元弼《礼经学》对张惠言“丧服表”之校正

《礼经学》属于清末民初礼学大师曹元弼受张之洞所托而编纂的经学教科书《十四经学》丛书之一。此书为曹元弼广采众家学说汇编而成的教课书,其主要内容多取自别家。此书第三章图表中的"丧服表"引自清乾嘉时张惠言《仪礼图》丧服表的前两节。曹氏自己并未制表,故对张氏表校正详尽。对此表的校正分为五类:删改其误,删其纷争,补其疏漏,删减文字,重置错文。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曹元弼《礼经学》对张惠言《仪礼图》图表引用之概述

《礼经学》为清末礼学大师曹元弼受洋务派代表张之洞所托编纂的经学教科书。张之洞嘱托曹元弼著《礼经学》,欲以传统礼仪达到收挽民心,强学力政,抵御外侮之目的,仍是"中学为体"政治思想的表现。此书为曹元弼广采众家学说汇编而成的教科书,其主要内容多取自别家,其中张惠言《仪礼图》即其所引书之一。张惠言为乾嘉时著名经学家,精研易、礼之学,《仪礼图》为其礼学代表作。此书为图解体,曹氏《礼经学》之图表多引于此。曹氏引张氏礼图,因其礼图绘制切合经义,图文精审,优于前人。

从礼经看西周时期的司法制度

先秦文化的整体性表现为礼乐文明，礼在当时的功用几乎是万能的、无所不包的。尤其是在以“尊礼文化”［１］为特点的西周时期，礼是治国之本，规范着国家的根本制度，是政治法律的根本指导原则。对此，礼经作了较详细的记录。本文通过对礼经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使人们进一步看清西周时期司法制度的轮廓。

书仪——中古时代简便实用的“礼经”

在中国古代,中华礼制是国家大法,又是道德准则。追求礼义是中华礼制实施中的重要原则之一,"礼法合一"是中华礼制的重要特点。中华礼制在漫长的形成、衍化过程中,对提升民众道德、提倡仁义政治、维持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宁、缓和民族矛盾、调整国际关系以及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等等方面均起到过极其重要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发展趋向与演变形态,从而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可以说,中华礼制浸润着中国先民的生存智慧与治国经验。研究中华礼制,发掘其精华,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与伟大复兴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本专栏包括三篇论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社会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的阶段性成果,涵及先秦、中古、近代三个时段,均从一个侧面对中国传统礼制作了较深入研究。

杜预“礼经”说驳议

杜预著《春秋经传集解》首次提出孔子“遵周公之遗制”作《春秋》，《左传》五十“凡”就是“周公所制”的“旧典礼经”。其实，杜预“礼经”说既不符合他引以为据的《传》文本意，也与五十“凡”内容相违背，是不能成立的。

中国“送礼经济”透析

年关的送礼活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经济链条。从造礼者的刻意为之,到送礼者的有所求,再到受礼者的坦然接受,最后到中间环节上的各色人等,送礼经济以一种一年上一个台阶的气势在腐败楼房中越爬越高。有人形容说,送礼经济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展成用公家的钱送礼,再用公家的权还礼的怪异之物。送礼,已成为整个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

凌廷堪《礼经释例》对戴震学术的继承与发展

乾嘉时期的徽州学者,以礼学研究而著称于世。凌廷堪的《礼经释例》是清代礼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凌廷堪继承了戴震的治学思想与方法,用以考证上古礼学的本来面貌,进而探寻孔孟之道以恢复古礼的儒学本体地位,正本清源,回归汉学。通过对凌廷堪《礼经释例》的研究,借以理清礼学历经千年的衍变及其对戴震礼学思想和方法的继承与发展,并发掘清代"以礼代理"学说的发展脉络。

论先秦礼与《礼经》

《仪礼》不是古《礼经》,汉儒所确立的《仪礼》之《礼经》地位,有其名,无其实。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是以礼为纽带而联结的,中华文明实际上就是礼乐文明。夏商周三代之礼没有断流,交汇而形成了先秦礼。周公、孔子、荀子是中国礼学史上三位杰出的奠基人。崔实、顾颉刚等多位学者考证,《仪礼》不是出于周公、孔子之手笔。较之《论语》的篇章布局,《仪礼》的组织结构如此之完备,绝不可能出自孔子的时代。孔子出于鲁国,但超越鲁国。《仪礼》出于鲁国,但永远是鲁国地方性(鲁高堂生)士人之小礼,其与官家性质的先秦礼不可同日而语,它更不能代替三代传承下来的大礼。

论清中期以来《礼经》凡例研究的学理路径

清中期以来,《礼经》研究主要从礼仪、礼器、礼义三个层面历时展开,《礼经》凡例研究在礼仪、礼器、礼义研究的逐次推进中不断走向新的境界。淩廷堪《礼经释例》的撰作成功,有深刻的学理发展逻辑,其以归纳方法为核心的科学精神,超越礼仪研究的领域,对后世礼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清末陈澧思考乾嘉学术的历史渊源,总结前人研究《仪礼》有关分节、释例、绘图的成就,提示礼意研究新的领域。黄侃《礼学略说》接受陈澧的学术思想,建立礼文、礼具、礼意指向礼仪、礼器、礼义的礼学研究学术体系,建构“辨字读、析章句,审名义,求条例,括纲要”指向语言学、文献学、历史学、逻辑学、哲学的礼学研究方法体系,基本实现传统礼学的现代转型,《礼经》凡例研究成为传统礼学现代转型的关键环节之一。现代《礼经》研究著作中,礼仪研究如钱玄《仪礼向位解》《三礼通论·礼仪编》等,接续《礼经释例》继有创获;礼器研究如吴承仕《三礼名物》、钱玄《三礼名物通释》《三礼通论·名物编》,既具有“求条例”的凡例归纳特征,又具备现代历史学研究的特点;礼义研究在当代取得新的进展,郭超颖《仪礼郑注礼义发微》既具有凡例归纳的方法特征,又具备哲学思辨色彩。《礼经》凡例研究在历时演进中取得相对均衡的发展。

销售人员的“送礼经”

送礼是好事但难做好。随便问一位销售人员!我们都可以从他那里挖到他对客户"花钱(心思)不讨好"的窝心事儿。如何才能选对礼、送对人、送得巧、送得妙呢?

曹元弼《礼经校释》的成书背景与体例探析

曹元弼作为晚清礼学研究的殿军,其《礼经校释》一书是继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和胡培翚《仪礼正义》之后,清代《仪礼》学研究的又一高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然目前学界对其研究不足,故本文从其成书背景与体例入手,指出曹元弼撰写《礼经校释》的初衷就是补正阮元、胡培翚的缺失,还贾《疏》之地位,申郑《注》之微义。其得其失,皆有待后人深入研究。

礼经

贪官不受礼，是嫌礼太轻。 烟酒看不上，送药也不灵。 倘若送电视，至少是“三星”。 车要够档次，大“奔驰”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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