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礼记注疏》引礼图考论

唐代学者孔颖达以其所著《礼记注疏》而名世,学术成就向为后世所推崇。其书征引文献较多,其中引《礼图》凡四条,内容真伪迄无考论;所引《礼图》撰者或有未详,有待考证。现勾稽史料、出土实物等进行考释,知孔颖达所引礼图内容有商榷之处,撰者不详者或为郑玄,或为郑玄、阮谌之前学者。

阮刻本《礼记注疏校勘记》质疑——以《礼运》篇为例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注疏》,以元代翻刻宋十行本为底本,用闽本、监本、毛本《十三经注疏》为对校本,进行汇校整理,功绩卓著,堪称善本。然阮元所撰《礼记注疏校勘记》多言及"阙文",或言十行本阙,或言闽本、监本、毛本阙,《礼运》篇之阙文,尤为突出,令人疑惑。将"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的元十行本《礼记注疏》,与阮刻本《礼记注疏》对校,发现阮元所言"阙文",元十行本或作墨钉,或残阙一页,直接导致闽本、监本、毛本残阙。元十行本《礼记注疏》之墨钉及其阙页,盖因依据翻刻之宋十行本,可能是一部残阙不全之版本。

阮元校勘《附释音礼记注疏》所引《礼记释文》版本考略

阮元校勘《附释音礼记注疏》,撰成《礼记注疏校勘记》六十三卷、《礼记释文校勘记》四卷。~①根据《礼记注疏校勘记序》后之《引据各本目录》,《礼记注疏》的校勘是以宋十行本(实为'元十行本')为底本,引据经本二、经注本二、注疏本四、校本六、释文三,共计十七种版本进行校勘。这是目前对《礼记注疏》最为系统和完善的校勘成果。《礼记释文》在《礼记注疏校勘记》中,是被作为一种重要的材料来引据的。

阮刻本《礼记注疏》校勘记符号初探

1980年中华书局据原世界书局本影印的阮刻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凡有关校勘处正文．沿世界书局本之旧，均以“A”标识以示区别。然就《札记注疏》而言，“A”的标识与阮刻本“。”符号标识的原貌已大不相同。阮刻本原貌只在底本讹误类校勘记和底本存疑类校勘记对应的正文处标“。”符号；而在底本正确类校勘记对应的正文处、底本讹误但经过校改的正文处，一般不标“。”符号。

阮刻本《禮記注疏》校讀札記

阮刻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是公認的善本，但《禮記注疏》的經文、注文、疏文也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疑誤。

阮刻本《礼记注疏》底本改字初探

阮刻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是当前《十三经注疏》的通行版本，通常以为阮刻本保留十行本原貌，不对底本进行校改。但就《礼记注疏》而言，阮刻本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其中存在大量依据校勘记校改底本的现象，而且这种校改还与校勘记的行文方式有内在的联系。

从阮刻本《礼记注疏》看殿本的校勘价值

殿本《礼记注疏》校勘价值甚高,可以订正阮刻本底本十行本讹误、阮刻本南昌府学误刊以及阮刻本流传中的讹误等。

阮元校勘《礼记注疏》引《礼记集说》版本考异

卫湜《礼记集说》是一部集解类礼学著作。阮元校勘《礼记注疏》,搜集的早期版本较少,故将成书于宋代的《礼记集说》列为重要参校本,多所引据。然而,阮元所用版本为清代通志堂本,该本从两种抄本而来,又经顾湄等校勘,文字已发生变化,校勘价值无法与宋本相比。

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考略——以《礼记注疏》《仪礼注疏》为例

今传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分别收藏在中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图书馆,大约有十部左右,比较容易看到的是网络公布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这两本由于流传久远、后代修补和剜改,几乎看不到李元阳刊刻《十三经注疏》的信息。我们根据相关资料考察,确定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除《仪礼注疏》外,是李元阳、江以达等人于嘉靖十五年至十七年之间(1536—1538)在福建依据元十行本翻刻,其中《仪礼注疏》可能是据汪文盛校刻本翻刻。李元阳本版式,乃仿照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中《尔雅注疏》而略有改变。李元阳本是目前所能看到的第一部完整的《十三经注疏》。就李元阳本《礼记注疏》而言,哈佛藏李元阳本有倒装、缺页,东京藏李元阳本有缺页、缺卷,然互相参看,可互补为用。李元阳刊刻《十三经注疏》三百三十五卷、《通典》二百卷,功不可没。

卢宣旬摘录《礼记注疏校勘记》讹误考辨

阮元《礼记注疏校勘记》分为单行本和摘录本两个系统,版本众多。摘录本系统是与阮刻《礼记注疏》相配合的,方便查检,故经常被人使用。然其经过了卢宣旬等人的摘录整理,存在很多问题。本文取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礼记注疏》所附《校勘记》与不同系统的多种版本对校,发现并探讨了卢宣旬等对原校勘记进行转换时产生的讹误,指明错误原因,提出了修改意见。

元十行本《附释音礼记注疏》的缺陷

元十行本《附释音礼记注疏》六十三卷,是目前所知今存最早的《礼记》经、注、释文和疏文合刻本。将元十行本《附释音礼记注疏》,与抚州本、余仁仲本、纂图本《礼记注》,八行本《礼记正义》,李元阳本、监本、毛本、阮刻本《礼记注疏》等进行对校,发现元十行本在明代正德、嘉靖时期,多次修补板片,又有缺页、倒装、墨钉、文字错误等缺点,从学术角度而言,元十行本《附释音礼记注疏》六十三卷质量是最差的,应该引起学术界注意。

清和珅刻本《礼记注疏》浅探

宋刻十行本《礼记注疏》是后世十行本《礼记注疏》的祖本,早已失传。和珅刻本《礼记注疏》以宋刻十行本《礼记注疏》为底本直接翻刻而成,仅做了一些修补,其版式、体例、内容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宋刻十行本的原貌。和珅刻本《礼记注疏》流传较少,其版本价值和学术价值亟需学界关注。

讀阮刻本《禮記注疏·明堂位》札記

將阮刻本《十三經注疏》的嘉慶南昌府學本,與其後的阮刻本進行對讀,我們發現嘉慶本《禮記注疏·明堂位》尚有誤字十則。其中,嘉慶本誤、重刊本修正者四則,重刊本沿誤、世界書局本修正者一則,後三本均未修正即中華書局本仍然保留者有五則。

和珅本與阮刻本《禮記注疏》關係考

和珅本《禮記注疏》刊刻後流傳不廣,其價值久不爲人所知,而阮刻本《禮記注疏》是學界公認的二百年來最好的版本。本文通過對校和珅本、阮刻本,參校八行本、元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殿本等,揭示出阮元《禮記注疏校勘記》暗引和珅本,阮刻本的祖本南昌府本,初刻本參考和珅本補足闕文,修印本參考和珅本改正文字,和珅本與阮刻本關係十分密切。和珅本的學術價值有待進一步彰顯。

八行本《禮記正義》與和珅刻本《禮記注疏》體例比較研究

宋十行本《禮記注疏》是後世通行的'十行本'系統《禮記注疏》的祖本,其編排體例一直爲學界所輕視。本文通過對比研究的方法,用翻刻自宋十行本《禮記注疏》并保存其原貌的和珅刻本《禮記注疏》與八行本《禮記正義》進行體例上的對比研究,通過題名與標識、内容編排方式、分卷方式三個方面的對比,總結歸納和珅刻本《禮記注疏》的體例特點,揭示宋十行本《禮記注疏》的體例編排特點,爲客觀評價'十行本'系統《禮記注疏》的學術價值提供參考。

萬曆北監本《禮記注疏》探析

監本《十三經注疏》上承十行本、閩本,下啟毛本、殿本,是首次官刻整套《十三經注疏》,在《十三經注疏》版本源流嬗變中有重要地位。本文對監本《十三經注疏》的刊刻源流、版式特徵等進行了梳理,且以日本公文書館藏監本《禮記注疏》爲底本,對校閩本、阮元校刻南昌府本及其他刻本,分析文字差異、異文類别、差異來源等。研究發現,監本在對十行本、閩本的文字校補工作上有很大推進,且對毛本、殿本、阮刻本的文字校補有積極影響,在當今經學和文獻學研究中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礼记训纂》点校本前言

《礼记》,又称《小戴记》,是西汉学者戴圣编辑的。这是一部秦汉之际儒家著作的总集,共四十九篇,东汉郑玄给它作了注,唐孔颖达又给它作了疏,这是所谓《礼记注疏》,是最通行的本子。此外,较通行的,还有元代陈碚的《礼记集说》。

阮元《禮記釋文校勘記》考論

《禮記釋文校勘記》,阮元囑洪震煊作,版本主要有文選樓本和《清經解》本。對此兩本加以比勘,可知文選樓本優於《清經解》本。盧宣旬負責整理刊刻《禮記注疏》,對《禮記釋文》進行了部分改動,但未出校;也並没有像《禮記注疏校勘記》那樣,將《禮記釋文校勘記》進行摘録而附於每卷之後;其所作改動與《禮記釋文校勘記》也没有必然關係。盧宣旬之所以不利用《禮記釋文校勘記》,主要是因爲其撰作初衷、内容、體例等與十行本有較大距離,盧宣旬難以吸收利用。

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研究述论

明代嘉靖年间,福建御史李元阳刊刻了第一部完整的《十三经注疏》。学界缺乏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系统研究之作,研究成果多散见于其它相关研究著作中。当前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研究,大致集中在对其版本的研究、对其在《十三经注疏》流传过程中价值的研究和与其相关的校勘的研究三个方面。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尚有很多不足之处。而从经书刊刻、古籍整理等角度看,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有很大的研究意义,值得深入系统研究。

明万历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研究述论

明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一年（1586—1593）,北京国子监奉勑刊刻《十三经注疏》,此本为首次官刻全套《十三经注疏》。目前国内外虽《十三经》研究纷繁,但较多的是对阮刻本及《十三经》版本流传问题的讨论,而对万历北监本的专门性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对北监本《十三经注疏》进行了全面系统地介绍,包括其刊刻缘由、校刻过程及成书流传,论述其所呈现的基本面貌,分析版本特点,为目前经书注疏新的校勘整理工作提供版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