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的“发明”——康有为《礼运注》析论

在近代《礼运》地位的戏剧性提升中,康有为的努力最值得注意。他从《礼记》中抽出《礼运》作注解,对大同作了极致的“发明”:将“三世”说与大同融合,逆转了传统的历史退化观,将大同作为至仁的理想社会置放在未来;以“天下为公”为主旨,将大同章的描述落实为四条“公理”和“二禁”;提出以“相时而推施”来推动社会进至大同。他用传统文化资源接纳近代政制及价值理念,较大程度地影响了后续《礼运》“大同”章的注解及各类大同言说,但亦存在不少争论和问题。无论如何,他创构了一个中国式的未来社会想象,并为当代处理传统儒学与现代性的问题提供了不同于侧重心性修养的可能进路。

康有为《大同书》与《礼运》的思想联系

一前言钱穆先生治学向称严谨,虽然对于康有为的学说相当有意见,以其大同说乃'无端发此奇想',不过仍然认为倘若谈论近300年之学术,必以长素为殿军,[1]故知康氏名列晚清学术之重要人物,实不遑多让。然而综观康有为之一生,虽然其誉满天下,不过,谤亦随之。推究其实,则康氏惊天动地之学术论述,如《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大同书》,正是促使其受到严重争议之最重要因素,其中尤以《大同书》为然。

“我注六经”与“援西入儒”——康有为《论语注》思想辨析

《论语注》是康有为在维新变法失败后避难印度大吉岭时所撰。该书主要有两个特征:第一,继承晚清以降的"今文经学"传统,用"我注六经"的方式,以"公羊三世"说为依据,与《礼运》"小康大同说"相配套,阐述其在不同社会阶段实行不同政治管理模式的变革思想;第二,用"援西入儒"的方式,引入西方价值观念重新诠释儒家传统概念与价值取向,利用西方理念和制度化整合出一种具有鲜明近代中国文化形态特征的新儒学,意图为其变法创造合法的理论基础。

论“西学”在康有为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维新派理论本源探析

论“西学”在康有为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维新派理论本源探析宝成关康有为作为戊戌维新的领袖和近代启蒙大师，其思想体系一直被视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混合体。应当承认，梁启超此语确实较为准确地概括了康有为思想体系的特点，不过问题在于，其思想体系的本...

康有为的平均主义思想

一、《大同书》中的平均主义康有为是资产阶级改革家和启蒙家,爱国维新运动的领袖.他的变法思想、哲学思想、学术思想和大同思想,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他的大同思想的基本内容则是平均主义.应该说,他是近代中国著书立说探讨大同社会理想及其所蕴含的平均主义的第一人,《礼运注》、《人类公理》和《大同书》是他的代表作.研究他的平均主义,主要依据上述三部著作.《礼运注》、《个类公理》和《大同书》,清晰地道出康有为平均主义思想发展的轨迹.早在1884年.他因中法战争避乱居乡期间,写出《礼运注》,开始透露了平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