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掩蔽的经验 待建构的理论——社会中心主义的经验与理论检视

以"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为核心的社会中心主义理论体系被认为是建立在英国-美国-法国经验基础之上的,但是,对这些国家制度变迁经验的全景式研究发现,国家的重要性在社会中心主义那里被淡化了,甚至被忽视了,社会中心主义只是这些国家部分经验的理论抽象。通过对二战以后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比较政治经济学试图为"国家"正名,为"社会"祛魅,而历史制度学派则给予国家和政治制度以学派和方法论的地位,分别是回归国家学派和比较制度分析。因此,中国政治学须需的"知识革命"首先需要从检视理论的经验基础出发。

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西方比较政治学研究视角的演进与中国关照

伴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视角也经历了从社会中心主义向国家中心主义的转变。在转变过程中,比较政治学不断修正自己的解释力,社会中心主义在行为主义方法论下将政治过程视为"黑箱"从而关注社会条件的重要性和模式化,忽视了国家的重要作用;回归国家学派将国家重新带回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中心,历史制度主义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修正使比较政治学在关注国家结构的同时,还关注国家与社会互动以及中层制度变量的解释力。然而,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是西方理论和经验的产物,政党中心主义的兴起弥补了对后发展国家政治转型的解释。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在视角的转换中不断演进。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需要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社会中心主义视角下的腐败治理——基于香港廉政公署年度报告（1974～2013）的解读

世界上治理腐败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国家中心主义治理;二是社会中心主义治理。香港模式既有国家中心主义所强调的坚定的政治决心,也有社会中心主义所强调的积极的社会参与。文章采用文本分析法,对香港廉政公署的年度报告进行深入的分析,借助社会中心主义的分析框架来重新审视和挖掘香港腐败治理的成功经验,将长期被忽视的社会参与要素拉回学术视野中。香港个案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路径,依靠有序、合法、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来培养零容忍的廉洁文化,从而建立起有效的体外监督模式。

作为主导现代化进程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

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是经典意义上的国家现代化主导范式,二者分别侧重社会和国家作为主导性力量来推动整体性现代化进程,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构成了现代主流发达国家的历史演进主脉络。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赶超型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前两种范式的解释力遇到了挑战。一种以政党为中心主导的,先由体制外产生的政党通过构建民族主义价值体系、规范体系与期望体系,实现新式权力结构革新,进而助推国家现代化的"政党中心主义"新范式逐步登场,并彰显了极具潜力的理论和道路力量。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理论进路、政治逻辑与价值追求

国家治理是中国共产党立足社会转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本土化理论与话语体系。从理论进路上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治理理论的"国家中心主义"治理结构。从政治逻辑上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逻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表明了其"人民中心主义"的价值追求。诸主义是对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不同逻辑的解释而形成的观察视角,处于不同层次,并从系统性角度揭示了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整体性。

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新关系建构

当下中国社会的变迁,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时代面相,以及相应的演进和发展脉络: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时代,而不是以阶级为本位的时代;是走向社会公平的时代,而不是效率绑架公平的时代;是面向未来的"网络化人类"的时代,而不是"科层化人类"的时代;是价值诉求多样、多维的时代,而不是一元一统的时代。因应时代面相的大转换,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建构必须有全新的思维和路向,即从"阶级化社会观"转向"阶层化社会观",从政党中心主义转向社会中心主义,由"党管社会"转向"党服务于社会",重点关注对象从"科层化人类"转向"网络化人类",从加强与同质性社会力量的联系转向加强包括异质性社会力量在内的全员化社会联系。如此,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的美好愿景,方可在不久的将来变为真实的存在。

从权力到权利:新《体育法》的理念遵循

原《体育法》存在较多公权力管控条款,行政色彩较浓,体育权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虚置化现象。随着社会治理理念的变迁以及体育职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入,立法滞后性问题凸显。新《体育法》积极回应行政改革的要求以及体育产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公民的权利诉求,对行政权力与公民体育权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增加了诸多体现公民体育权利的条款,注重“权利本位”,强调以社会为中心的多元主体治理;同时,新《体育法》重新整合了现有的行政权力管控条款,明确了行政权力对体育事业干预的界限,突出了政府的引导、服务和监管职能,为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资本主义国家理论:批判性分析

本文批判性地梳理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国家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复杂社会关系,不同的内容都为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提供了视角,多种理论可以被视为包含彼此对立的内容的概念二元论。这些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理论如何批评另一理论,也体现出国家是一个辩证统一体。这些二元分析可以归纳为:工具主义对结构主义,国家的资本决定论对阶级斗争决定论,国家中心研究方法对社会中心研究方法。除了存在如此众多的国家理论研究,还存在理论趋同的趋势,其中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阶级斗争和结构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之间这一趋势尤为明显。

谁之现代化?何种现代路?——兼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

西方式现代化理论坚持线性发展时间观,人为设立了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发展阶段,并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发展过程。纵观人类历史,成功的现代化路径主要有三种:以英美等先发国家为代表的“社会中心主义”模式;以德国和日本等后发国家为代表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以中国为代表的“政党中心主义”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就在于树立了正确的现代观,并探索了与自己历史社会情境相匹配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选择,既具有丰厚的学理意义,也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

西方治理理论的反思及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借鉴

为了应对国家统治模式、管理模式失灵的困局,治理以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为现实基础,强调社会作为自组织的核心作用。然而由于社会中心主义范式下社会作为治理核心主体的局限性,导致治理同样会陷入失灵的困境。基于治理有效性的现实考量,西方治理理论从社会中心主义范式转换到国家中心主义范式的发展轨道。从治理的有效性来看,国家中心主义范式下的治理模式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在反思西方国家治理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从顶层制度设计、中层领域拓展、基层社会自治等三个维度推动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事业的整体发展。

简析近代以来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兼论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

自现代化进程开启以来,人类社会大体经历了三种国家治理模式,即个人中心主义模式、国家中心主义模式和社会中心主义模式。这三种模式分别是不同国家在现代化初期阶段的特定环境条件下产生的,其中,个人中心主义模式是第一批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采用的模式,国家中心主义模式是部分第二批和第三批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为应对先发展国家的压力和挑战而采取的模式,社会中心主义模式大多是经历了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国家因殖民遗产所形成的模式。这三种模式尽管都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或合理性,但都不是常态社会中应有的或理想的国家治理模式。目前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实际上就是从国家中心主义模式向国家、社会和个人协同治理的模式转变。

当代政府治理视阈下“有能力”与“有限”间的平衡逻辑——兼论有能力的有限政府之构建路径

治理能力以具备权力为基础,而控制政府权力是“有限政府”的追求目标。在西方传统语境中,政府“有能力”与“有限政府”两个目标间难以平衡;即使有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提倡,政府也不占据优势位阶。伴随当代治理问题面临多重危机,过度强调限制而忽略政府能力建设的观念已不再适用。经考察,政府“有能力”与“有限”的对立根源于西方社会的有限政府理论传统,具体指公民社会理念、社会中心主义制度变迁史与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与之相比,结合了特色政党制度和治理经验的、具有统合与平衡气质的中国之治更为契合“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内涵与基本原则,即政府主导的治理主体多元化、多元主体赋能化和治理理论的“去普适性”。

论我国国家统一理论的新发展

传统的国家统一理论主要强调的是国家政权的作用,有着浓厚的国家中心主义色彩,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做的报告中提出了海峡两岸人民组成"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标志着我国国家统一理论从国家中心主义向社会中心主义的转变。我国国家统一理论的新发展立足于现实,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并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通天的壮举——“巴别塔事件”的圣经阐释学分

《圣经·旧约·创世纪》中巴别塔的故事是基督教经典中一个著名的“语言事件”。早期人类语言相通,于是他们便利用语言联合起来尝试建造通天巨塔,但在被上帝耶和华扰乱语言后人类之间不能沟通,最后流散在全地上,通天计划也由此失败。《创世纪》一篇中突显出“语言”含有巨大力量,“言说造物”被认为是上帝才具有的最高权力,而人类联合起来利用“言说”制造通天塔的行为是在对最高权力发起挑战。人类造通天塔代表了一种社会权力中心主义的形成,上帝扰乱人类的语言恰巧是一种对传统社会中心的批判与解构。此事件若从文本象征意象去分析也可以理解成对人性弱点的思索,带有后现代“语言解构”的意味:语言的不确定性和零散性决定了理解过程天然含有一层“巴别”,从而加剧了人类认识真理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