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需要通过治理创新解决转型期的复杂矛盾。坚持人民性原则,培育多元治理主体;坚持民主性原则,推行民主治理;坚持规则导向原则,推行依法治国;坚持共享性原则,构筑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基础,坚持"中国性"与"世界性"相统一原则,这些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其理论模型的基础是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体现的是社会变迁的客观要求与趋势。改革与治理创新是同一个过程,实施"四个全面战略"正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现实途径。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治理的思想及其启示意义——与诺曼·莱文商榷

列宁在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治理方式。诺曼·莱文全面否定列宁治理思想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方面,诺曼·莱文忽视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治理方式是超越市民社会的治理方式;另一方面,诺曼·莱文忽视了列宁对于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治理的关注。列宁在苏俄社会主义的实践从"理想治理"转向"现实治理",并指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注重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注重人民群众治理能力的提升;建立健全制度和法律,规范社会的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这些理论成果和经验总结对于深化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具有重要启示:社会主义治理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现实基础,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为目标,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之路的优势与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之路始于新中国成立之时,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显著优势凸显于新时代。其显著优势表现在制度优势,即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创举优势和具有强大生命力与创造力的优势;目标优势,即国体和党性优势决定目标优势与目标明确性和渐进性的优势;前景优势,即近期与远期前景衔接优势和前景可期和振奋人心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治理之路上形成了自身所独有的特色和特征,具体表现为三个统一:人民性与历史性的统一,实践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社会主义治理方式管窥——从当代中国的治理成就谈起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治理中实现了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快速发展。社会主义治理是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即人民(经共产党领导)为共同富裕而凭借国家权力对生产生活的社会管理,具有人民政权、社会管理、生产生活和共同富裕等本质规定。人民生产生活中发展与公平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这个矛盾的辩证平衡机制是社会主义治理的基本规律。它规定着社会主义治理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共同富裕,表现为管理发展、管理公平和管理以发展促公平等三大职能。遵循基本规律、履行三大职能的社会主义治理促使物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民精神境界高度提升,国家最终消亡,它则跃进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社会管理,这种运行趋势是一个人民政权在社会管理上的作用从强化到弱化再到完成的必然进程,表现为治理制度化、管理制度化和规范习惯化等依次递进的三个阶段。当今世界的现实表明,社会主义治理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治理制度化阶段。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的前史——马克思、恩格斯与苏联

人们在考察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的早期历史时,通常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处于共产主义革命之前,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之前出现的。在此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基本原理而不是蓝图表达其初步思想。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治理原则的基本表述包括:(1)公共权力将继续存在,但失去其"政治性质";(2)治理涉及对行政事务及生产过程的管理,其宗旨是为了谋求社会的真正利益;(3)多数治理机构并不会脱离社会,而是处于社会之中;(4)这一事实可能被视作"底线共产主义"的辩证转变。第二阶段处于共产主义革命之后,是在漫长而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中产生的。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某些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治理的社会主义国家,孕育了这一阶段的萌芽:(1)划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阶段;(2)探讨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辩证关系;(3)谋求一种在数量和性质上更高级的民主形式,即社会主义民主;(4)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这些发展都可被视为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的"前史"或早期历史。当然,中国的发展蕴含了社会主义治理的完整进程,而这是另一个研究主题。

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在全球化发展趋势及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加快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和治理效能提升,对增强国家治理的效果、确保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保持国家安全状态的稳定和推动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扮演着重要作用,但传统观念的限制、管理体系的不足、基层治理的不均衡以及对新问题解决方法的缺失,均转化为提高治理效能的制约因素,据此,资料提倡更新管理观念、完善管理体系、提升基础管理水平并构建风险防控体系,以全力以赴投身推动顺应社会主义管理体制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逻辑框架及战略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课题,这对学界从理论框架和实践方向上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进行解读和分析提出了新的要求。结合中西方理论语境差异尤其是针对西方社会治理模式中因重返官僚制而导致的内在张力与弊病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应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治理体制和"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治理机制入手做出积极应对。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个别专注理论思辨的社会治理理论流派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更应是一种行动纲领。从战略方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破解了以往中国地方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从五个方面为未来深化改革提供了转型出路。

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铸就当代中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国家治理模式,使其既具备现代国家治理的一般特征,又在制度属性和价值导向上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当前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治理模式,它是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这一模式的核心特征和本质属性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内在逻辑和运行机理是以人民为导向,通过发挥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形塑支撑经济发展、满足需要、提升人民幸福的整体性制度结构和社会经济运行体系。新时代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安排,构建“党-政府-市场-社会”四元一体良性互动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思想——以《法兰西内战》为中心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思想,集中在他基于资本主义政治现实和巴黎公社革命短暂经验而作的《法兰西内战》一文。根据对《法兰西内战》的文本梳理,巴黎公社革命创造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可以概括为:社会共和国制度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治理体系;自由的联合劳动制度与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治理体系;真正的民主制度与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的治理体系;议行合一制度与民选机关支配行政机关的治理体系;共产党领导制度与维护统一权威的治理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体系和显著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体系,即“制度优势群”、“主要制度群”和“方向任务群”,是具有开创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顶层设计。作为科学严整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具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显著特征,就是新时代党的治国理政实现了发展、改革、治理的有机融合和高度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是坚持社会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理论性与实践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结合,立足中国实际、中国发展、中国经验作出的科学概括和现实回答,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促进我们须从“两个大局”的高度进一步思考我国国家治理和制度体系建设,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创新中结构体系的完善和治理效能的提升,在世界大变局中对两种制度、两种治理模式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更深入的比较研究,更全面、更深刻、更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

论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要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促进其改革和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我国国家审计从保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等五个方面提供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审计通过发挥制约、建设、协调作用来推动国家实现良治。若要充分发挥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审计必须以服从国家治理要求为核心,以加强审计自身建设为保障,以强化国家审计管理为依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进程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实践中的理论创新,不断地用创新的科学理论指导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尽管可以从多方面来认识理论新篇章的特质,但最重要的还是把握其具有时代性的最根本特征,即治理的新里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构,再到社会主义治理,代表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与此相对应,也必然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的新篇章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的世界意义是社会主义中国方案功能的极大发挥、破解时代性难题并为人类文明作出伟大贡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社会结构视域

新时代完善的“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原创性贡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飞跃,为中国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内核驱动力,促进中国经济在新时代创造新的“中国奇迹”。新时代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是要构建好经济治理体系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进而推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揭示的社会结构理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启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能力的稳步提高。

生态社会主义及其对我国生态社会治理的启示

生态社会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绿色运动"的产物,它反映了人类对生态危机及其引发的诸多新问题的思考和希望,它的主要精华在于促进社会制度正义,加强生态法治建设,扩大社会治理主体,培养生态保护氛围等方面。加强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对于推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溯源、发展、价值:马克思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研究——基于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深度梳理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形成于对资本主义虚幻治理模式的批判基础之上,其渊源可追溯至法国启蒙思想、德国古典哲学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该理论历经三个时期最终发展成熟,从萌芽时期的初步探索,到发展时期的广阔理论视野,再到成熟时期实现体系性构建,其形成并非局限于马克思的某一本著作或某一篇文章,而是体现于马克思不同时期的多部经典著作中,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成熟发展的全部历程。我国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践之路需要马克思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提供指导和借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政治的基本蕴涵

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政治的基本蕴涵,既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诉求。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政治的基本蕴涵应是聚焦自然生态政治领域、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及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中国特色的生态政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理论基点、现实发展及价值旨归

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进入全新的阶段。新阶段要求掌握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核心,深刻把握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精髓。高扬人的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本质要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站在全球化的十字路口,我党从人类长远利益出发,秉持整体性原则,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价值旨归,将中国人民的梦与全人类的梦连在一起,凸显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和未来导向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当今世界发展形势和机遇作出的重大决策。国家治理关乎着国家稳定、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为依据,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从设计布局、实现机制和动力机制展开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探索未来国家治理的发展路径,即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制约监督权力。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 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保持定力,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四重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的优势,这也是进一步理解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实践证明;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理性分析;蕴含着深刻的实践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现实基础;蕴含着深刻的文化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内在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而贯穿其中的、最重要的是文化逻辑。这四重逻辑为进一步理解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供了抓手。